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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 时穷节乃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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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使来之邵到文家求证文及甫所言是否属实,虽然用了诡诈之道,但文彦博沉默片刻后,竟承认自己以前常说刘挚是司马昭;无意中与文及甫的供词对上了号。

    文彦博是九十高龄的人了,老而成精;文及甫被押,来之邵突然到来,或许这本身就让这头老狐狸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当来之邵指责他背后伤人,暗骂刘挚是司马昭时,文彦博突然反其道而行,承认自己确实曾骂刘挚是司马昭;这样一来,反而让新党有些被动了。

    文及甫和张士良这两个案情,本来是一个完美的呼应,现在却未免有点美中不足,章惇接到并报后,立即下令对张士良开审,这一次无论如何不容有失。

    同文馆里,同样是那间正堂,同样是何世宽和张商英主审,但张士良却没有文及甫那么幸运,一被拖到堂上,何世宽一言未问,就先下令打了二十杀威棒。

    等张士良被打得皮开肉绽,何世宽才冷声问道:“张士良,你可知道罪?”

    张士良哭喊道:“大人,小人真的不知身犯何罪,求大人开恩!求大人开恩……”

    “嗯?你这个祸国乱政的阉佞,都到了此时你还想妄言抵赖,本官问你,你与陈衍同为崇庆宫内侍,丈着宣仁太后信赖,多年来横行不法,内则离间两宫,外则频频联络元祐佞臣,欲行阴谋叛逆之事,罪恶滔天,至此你还想抵赖不成,来啊!鼎镬刀锯皆让这阉佞尝试一遍再说!”

    章惇敢悍然杀了陈衍,对他张士良还会有什么顾虑?

    文及甫是文官,何世宽施刑时多少还有些顾忌,他张士良是个太监,在文官眼中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行起刑来那是一点都不打折扣的。

    望着摆满堂边的刑具,张士良胆都快吓破了,这时再也顾不得许多,惨然说道:“大人,小人冤枉啊,元祐年间,小人等确实经常联络吕大防、苏轼、刘挚等重臣,但并非是阴谋叛逆啊!”

    “你们两个内侍,与朝中大臣频频来往,不是阴谋叛逆是什么?还不从实招来!说!”

    何世宽须发萧萧,声音大得惊人,光那股子气势就能把胆小者吓瘫了。

    张士良知道不说只会被酷刑折磨致死,只得艰难地说道:“大人饶命啊!小人等频频联络朝中大臣,实在是太皇太后每天要处理的政事太多,在朝堂上与大臣议政时,常常无所适从,于是让小人等多与朝中重臣接触,提前打听清楚大臣们第二天要汇报何事,使太皇太后心里有个准备,这样处理起政事来才会更加顺畅周全,大人,小人都说了,我等真没有串通朝臣阴谋叛逆啊!”

    何世宽和张商英一听,脸上神色顿时怪异万分,被旧党捧为女中尧舜的高滔滔,竟是个政治白痴,要靠这种可笑的手段,才能应对每日的政事!这真是……千古奇闻啊!

    太好了!继续!

    何世宽大拍惊堂木,接着森然问道:“张士良!宣仁太后病重期间,你与阉宦陈衍疏隔中外,离间皇亲,滥用职权,窃用国器,擅发钦命,种种行径罪恶滔天!来啊!大刑侍候,直到他招认为止!”

    堂下的衙役立即如狼似虎的扑上来,拉着张士良就往刑具上按;把张士良吓得小便都失禁了,一时臭不可闻。

    他呼天抢地的嚷道:“大人啊!小人冤枉啊!小人当时只是负责记录,御玺是掌握在陈衍手里,他确实有滥用职权,滥发圣旨之举,可这与小人无关啊!小人当时还劝诫过陈衍,大人,小人冤枉啊!求大人开恩!求大人开恩!啊…….”

    直到张士良痛得一声惨叫出口,何世宽才下令停刑,这让张士良有种虎口逃生的感觉,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正当张士良松懈下来之时,何世宽突然狂拍惊堂木,大喝一声:“说!宣仁太后数月不能视事,致死不还政陛下,任由崇庆宫一个太监窃掌御玺,欺压陛下,她意欲何为?说!宣仁太后是不是打算废除当今陛下,另立新君?”

    张士良先是愣了一下,立即抢天大呼道:“太皇太后不可诬啊!小人从未听过太皇太后有废立当今的言语!大人,太皇太后不可诬啊……”

    “来啊!给我大刑侍候!”

    对张士良,何世宽确实是大刑用尽,但可惜的是,无论何世宽对张士良施加何等酷刑,张士良都咬死不松口,就是不承认高滔滔有废除赵煦的心思。

    高滔滔或许真没有明确受意过大臣,要废掉赵煦,但由于她早就预知赵煦亲政必会重拾神宗新政,这一点,可以说是她不能容忍的,加上她致死不放权的行为,不得不让人怀疑,她确有废掉赵煦的打算;

    否则,当时赵煦已经十八岁,也已经大婚过了,在她自己病重不能理事之后,根本没有理由不还政于赵煦;

    或许,她只是以为她的病情还象前几次一样,还能好起来,她以为她还有时间,因此没来得及废掉赵煦而已。

    何世宽和张商英在张士良身上,没有得到最终想要的结果,只得如实上报章惇,新党突然间又重新面临严重的危机。

    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就无法追究高滔滔的罪行;

    无法追究高滔滔,就无法废掉向太后;

    一但赵煦出现不测,皇权最终还将会落到向太后手里;

    新党到时就要死无葬身之地,新政就要再次被人践踏在地,所有新党为之努力的一切,又将变成镜花水月,过眼云烟。

    为此,章惇又招开了一次新党核心层的会议,商讨对策;曾布、蔡京、蔡卞等人都参与了这次私会,但结果令人失望,大家依然没有想出什么良策,各人背负着沉重的心情匆匆散去。

    曾布的府邸位于兴国坊,和遂宁王府离得很近,高墙大院之中,新年时张灯结彩留下的喜庆之意尚在。府里的廊阁庭院,水榭楼台,处处透着幽与雅的气息,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字: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

    曾家无愧于这幅字的称颂,从曾布祖父一辈算起,几十年间,曾家三代人共出了十九名进士。

    在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这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其兄曾巩年刚弱冠便名满天下,在后世更是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布中进士后,先是在地方为官,后来被时任开封府尹的韩维看中,委以重任,神宗皇帝拉开变法大幕,曾布再经王安石推荐,与吕惠卿共同参与制订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成为新党的主要骨干之一;

    然而在熙宁七年,迫于旧党及高滔滔等人的压力,神宗变法之心有所动摇,下令曾布彻查市易法,曾布查过后为认,市易法是‘挟官府而事兼并之事’,并如是上奏。

    王安石和吕惠卿因此认为曾布有意阻挠市易法推行,将曾布贬知饶州。

    凭心而论,曾布对市易法的结论是非常公允的。

    但是,曾布作为新党的骨干之一,不可能不知道王安石施行市易法,急欲敛财的用意;

    当时大宋的外部的战略态势,已经恶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北边的辽国咄咄逼人,更要命的是,青唐的吐蕃已经与西夏和亲,两者一但结盟,大宋的关中就成背腹受敌,川蜀恐怕也要完蛋。

    宋神宗,宋朝最有为的一个君主,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卓越宰相,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制定的新法全部冲着敛财和强军而去;

    青苗法、差役法、均输法、市易法等主要冲着一个财字,保甲法、保马法等则冲着一个军字,而且连试点都不及搞,推行得是如此的急,难道他们急于把国家刮空,只是为了给庞大的官僚队伍发薪俸?或是为了中饱私囊?难道这就是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的真面目?

    剥开历史的迷雾,你就会发现,宋神宗和王安石抛开吏治,而专注于敛财和强军,无非是急于扭转外部越来越恶劣的战略态势。

    从王韶上平戎策起,大宋在熙宁五年拉开了熙河开边的大幕,洞庭之滨,章惇也在对南方叛乱的山蛮大举用兵,横扫十数州,大宋此时正在两面开打,而打仗是要烧钱的。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作为新党骨干的曾布,竟迫于压力拿出市易法是‘挟官府而事兼并之事’的论断;

    确实,市易法就是官府在搞垄断,但王安石为什么这么干,曾布会不清楚?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曾布的论断看似公允,却是背叛了新党的,王安石贬他不冤。

    曾布之所以重新得到新党认可,源于后来司马光让他主持修改役法,他严词拒绝了,导致再次被贬,也重新得到了新党的认可。

    但他投机的本性终究难以完全消除,今天的新党私会,让大家都产生了浓浓的危机感,曾布的这种感受尤为强烈;一回到自己的府上,曾布立即把自己的幕僚石曼舒叫到书房。

    见到曾布阴沉的脸色,石曼舒低声问道:“相公,可是前方又起战事?杨逸不是已经和辽国议和成功了吗?”

    韩忠彦被贬谪后,曾布接任了枢密使,因此石曼舒有此一问。

    “非也!比前方再起战事严重十倍。”曾布一五一十将事情始末道出。

    石曼舒听了神情也立即凝重起来,确实,随着赵煦的身体越来越差,文及甫与张士良一案是新党唯一的希望,此举一但失败,赵煦若是驾崩,皇权毫无疑问将会落到向太后手中,若是不及早想好对策,到时恐怕很难全身而退。

    然而在没有弄清曾布心思之前,石曼舒也不敢胡乱献计,于是谨慎地问道:“相公有何打算?”

    曾布脸色阴晴不定,内心正在做着艰难的决择,再次背叛新党,是他不愿意做的,第一次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还说得过去;

    若是再来第二次,他曾布必定迎风臭十里,恐怕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对他都难以见容了。

    然而眼看前面是火坑还往下跳,又是智者所不为,这是一个两难之局,难啊!

    “有时间,曼舒你不妨到王诜府上走动走动,其它的不用我多说了吧!”

    曾布突然来此一句,石曼舒稍稍凝神,不禁对曾布的决定拍案叫绝;

    王诜与遂宁王来往密切,而遂宁王最得向太后欢心,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曾布此时与王诜搭上线,就于是和遂宁王答上了线,既不用背负背叛新党的臭名,又等于是和向太后搭上了线,这步棋走得极其微妙;

    一但赵煦驾崩,向太后单掌苦苦支撑,同样急需有人支持她,如此一来,曾布轻易使能抢到拥立之功,自可安然度过这次严重的危机。

    “相公放心,僚下一定谨慎行事,避免走漏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