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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联手?
这样的话题扯得有些远了,杨、范二人很快打住。
范纯仁对杨逸提到辽国已有亡国之象却很在意,一再的追问其中细节。
对此杨逸并没有隐瞒,将自己在辽国的所见所闻一一道来。
“范相公,自耶律洪基继位以来,辽国内政不修,奸臣当道,先是皇叔耶律重元起兵谋逆,再到耶律乙辛诬告懿德皇后萧观音和伶人赵惟一私通,引发十香词案,逼杀辽后萧观音,两年后连辽太子耶律俊都不能幸免于难,最后虽然耶律乙辛伏诛,但这每一件事情,诛连都十分广,使得辽国元气大伤,贤者尽去;
如今随着耶律洪基逐渐老迈,更加昏庸,任用的文武重臣多是碌碌之辈,内部争权夺利,倾轧不断,虽有皇弟耶律和鲁斡较为贤能,但经历耶律重元谋逆案后,辽主对耶律和鲁斡并不十分信任,只给了一个上京留守< 的职位,并不足以支撑辽国整体的败落。
晚辈这次使辽,对辽国方方面面都作了一次了解,辽国各道连年灾荒,致使物价腾贵,民不聊生,作为主要产粮区的南京幽州,斗米竟比我大宋东京贵三十文,市井之间流民涌动,卖儿卖女;
从晚辈与萧达林一战便可看出,如今的辽国军备不修,战力低下,早已不复当年之悍勇,西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率领数万大军前去平叛,竟被阻卜部两三千人马击溃,耶律挞不也战殁于乱军之中,西部、北部群牧司、与各个驻守漠北的军司纷纷陷落;
现在的漠北草原,用烽烟四起来形容再恰当不过,阻卜、排雅、仆里、同葛、虎骨、扑果等部纷纷起兵反辽,这些部族虽然还都很弱小,但鉴于辽军低下的战力,一但不能及时扑灭,很快将呈星火燎原之势;
而这种情况下,契丹上层还过着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没有一人想要变法自强,目光还一味盯着我大宋,只望从我大宋多讹些好处;
这次辽国战败,加上内部局势不稳,被迫向我大宋低头,充分显露了辽国的虚弱,造成的后果将是难以预知的,辽国部族众多,这次南京道战败看似无关大局,但必定使得辽国各个部族更加离心离德,叛乱的势头必定会加剧;
归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晚辈认为辽国已现亡国之象;
范相公,事实上留给大宋的时间并不多了,一但辽国倒下,我大宋面对的必将是一个更加兴盛的强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若大宋再一味的守旧自满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杨逸对契丹军政的这翻长篇大论,确实让范纯仁异常震惊。
大宋君臣对辽国其实非常缺乏了解,无论是军政民生,都局限在迷迷糊糊的认知之中,对漠北各个部族的叛乱,更是闻所未闻。
辽国这次为何轻易向大宋低头?范仁纯心中的这个疑惑终于解开了。
但对杨逸最后的论断,他依旧有些不以为然,即便辽国真的亡国了,但何至于大宋也会跟着遭殃?
杨逸也知道,想通过这样一翻话,就说服范纯仁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没多费口舌,范纯仁消化完有关辽国的消息后,反而语重心长地说道:“任之啊!我大宋确实有许多弊政需要解决,但治大国如烹小鲜,急于求成往往反会坏事,如同久病之人,忽然施以猛病只会便得病情加剧;
老夫以为,现在对外应以和为贵,内政更应徐徐图之,任之的西北蚕食之策,内政的新税法,都不免操之过急啊!
你可知道,现在因丈量土地,各地士绅怨声载道,各级官员离心离德,流血冲突不断!一但被心怀不轨之人加以利用,我大宋恐怕也将内乱丛生,烽烟遍地啊!”
杨逸既然把这次会面看作新旧两党沟通的开始,于是耐心地说道:“范相公,对辽国,咱们目前确实应以和为贵,但对西夏则不然,西夏纯粹是一个无赖国家,你对它妥协,它就会更加嚣张,不断进犯;
元祐九年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西夏的无赖本性,因此,对西夏绝对不能采取绥靖政策,必须打,打到他疲弱不堪为止,最好是能灭其国,否则我大宋就别想安宁。
至于内政方面,‘治大国如烹小鲜,应徐徐图之’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然则晚辈认为,用在革新上,却有些不妥,纵观千年历史,要想中兴图强,用徐徐图之的办法从未有哪朝成功过;
商鞅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无不是顶着强大的压力,一举力推,持之以恒方能成功,若是一遇到阻力,便想以折中之法应付,所谓的徐徐图之,不过是等着慢慢消亡而已!”
就杨逸所知,除了他提到的这两个变法之外,更典型的还有后世的清雍正施行的官绅一体纳粮,这些成功的变革,哪一次不是论定之后,强力推行才能达到目的,在反对势力极其强大的情形下,徐徐图之只会等着被对方扼杀;
重症不能下猛药,这个道理用在革新上,未必正确。
听了杨逸的话,范纯仁抚须深思了一下,才接着说道:“然我大宋当前首要之务,还是应以肃清吏治,消除党争为主,吏治不清,再好的法令也难以施行,任之所提出的新税法,不但使得举国动荡,且于吏治及方面并无补益,老夫担心强硬施行下去,此法终会走样;
任之复又提出以增加职田安抚官员,我大宋官员薪俸本就不低,各种冗费繁多,全国官员何止千万,一下子增加这么多职田,此举虽然无须直接自国库开支,却是将负担转嫁到百姓头上,因此,老夫认为同样不足取;
任之啊!增之容易裁减难啊!此举一但成为常例,今后想再减下来怕是不可能了。”
杨逸不得不佩服范纯仁,看问题十分精准,他说增加官员职田,是朝廷将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这一点杨逸也不得不承认。
朝廷并没有多余的田地划给官员作为职田,那这次增加的职田从哪里来?
只能通过官方兼并的形式得来,这样一来,必定迫使更多的人失去土地,范纯仁说得并非没有道理。
这个问题杨逸也想过,对此他答道:“范相公,首先,用职田增加官员的收入,这不会直接增加朝廷的负担,再则职田的数目皆有明确定限,官员从中非法鱼利的可能相对少一些;
为了应对朝廷这次增加职田给百姓带来的影响,晚辈同时建议朝廷,把新垦土地免税三年的期限增加到五年,而差役法的施行,也将极大提高百姓垦荒的热情;另外新税法的施行,也必定能抑制民间富户兼并土地的规模;
这几种举措同时实施,相信增加官员职田,并不会对普通百姓造成太大的影响,总而言之是利大于弊。
至于范相公提到新税法至使士绅强烈抵触、地方不稳,下官认为,每一样新法的施行,必定不可避免地伤及一部分人的利益;
但若是不改革,朝廷又将无以为继,同时失地百姓不但生活无着,还要背负沉重的苛捐杂税,同样会迫使他们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正所谓两害取其轻,士绅即便交纳赋税,也不会伤及根本,这种情形下,真愿铤而走险的人不会很多;但贫苦百姓则不然,他们无田无地、无衣无食,朝廷的赋税还全部压在他们身上,为了活下去,他们除了造反,别无他途。
因此下官认为,新税法确实让士绅不满,让地方有所动荡,但和原来比起来,朝廷承受地方叛乱的风险反而小了很多。
新税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统一税赋,废除原来众多的杂税,这一点对一直困扰朝廷的冗员、冗费问题的解决,也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税赋一但统一,不但极大地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也减轻了官府的负担;原来杂税众多,一县需要上百、甚至数百吏役帮闲才能完成缴税工作,而这些吏役帮闲的佣金,也是从各种杂税、例钱中支付,这使得百姓承受了更多的盘剥;
而统一税赋,所须人手将大大减少,甚至只需原来的一成人力,就能完成任务,那么官府就能解雇众多的役吏帮闲。
因此,范相公说新税法于吏治并无补益,晚辈实在不敢苟同,范相公,自古治官容易治吏难,若能成功罢去大部分吏役帮闲,那朝廷要厘清吏治就容易十倍,晚辈所说,不知范相公以为然否?”
“任之所言,虽不无道理,但却有本末倒置之嫌!”
杨逸说了那么多,范纯仁突然来这么一句,让他不禁愣了一下,确实,范纯仁称得上是正人君子,行事自然倾向于按部就班,这完全是一种性格取向、行事观念的问题。
大宋面临的主要问题,确实是整治问题,而无论是王安石的新法,还是杨逸提出的新税法,在肃清吏治方面,都没有提出明确的纲领,都有剑走偏锋之嫌,也难怪被范纯仁这类君子视为歪门邪道,得不到他们积极的支持。
杨逸苦笑道:“范相公,有句俗话说得好,无论是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或许在范相公看来,目前的新法确实有些本末倒置,但只要对大宋有益,又何必纠缠于先后顺序呢?”
范纯仁立即反击道:“任之此言差矣!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凡事不以正途行之,即便暂时取得一些成果,也必处处受人垢病,终难持久。”
我这怎么就不是正途了?
杨逸听了郁闷之极,就算不是正途,但至少不是歪门邪道吧?
用兵作战,还讲究个正兵、奇兵呢!对,我这最多只能算是‘奇途’!
范、杨二人又足足辩论了两个时辰,直到天近三更才罢休。
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但辩论的气氛很好,双方虽然意见不同,但并没有翻脸成仇,反而都从对方的身上得到了许多新的启发。
对此,杨逸已经很满足了,范纯仁在旧党中声望极高,能与之开启一个沟通渠道,这对大宋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
最后范纯仁说道:“任之今日所言,其中确有许多独到之处,老夫会仔细加以考虑,老夫也希望任之能认真看待老夫所言,大宋经不起折腾了啊!”
“今日有幸与范相公一会,聆听到范相公许多真知灼见,晚辈万分庆幸,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聆听范相公教诲,范相公,之前言语上晚辈若有冒犯之处,还望范相公大人不计小人过,请范相公受晚辈一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