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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米内光政等人反对战争扩大化还有这更深层次的担忧，板垣征四郎提出的那个加强与德意两国的联系，甚至缔结军事同盟的方案虽然暂时没有通过，但是支持的人却不少。米内、山本、井上等人认为，如果日本同德国缔结同盟或进行协商，不久将有诱发日美战争的危险，如果日本一旦卷入对美作战的漩涡，则是相当危险的，也是日本海军难以忍受的，因此,无论从国策上还是战略上考虑，都必须反对与德国缔结同盟。米内、山本这几个月旗帜鲜明的反对，阻止了加强日德协定提案的进一步升级，暂时将日本从陷阱中拯救了出来。
在大量地数据面前，陆军方面被米内、山本、井上等人批得体无完肤，尽管他们依然不同意与中国进行和谈，但是包括首相近卫文磨在内的很多高层已经认同了米内光政等人的建议，因此接下来的事情就成了该怎样与中国谈判，大日本帝国的底线是什么？
与中国谈判也不是一个轻松活，从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也不是没有与中国政府接触过，但是每次谈判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次谈判结果如何日本方面没有太大的把握。
经御前会议决定，情报部门先派出一名大佐或者大佐级别以下的军官与中国政府进行有限的接触，如果中国政府对和谈有诚意，那么双方再进行更高级别的谈判，但是和谈必须要迅速，决不能与支那政府扯皮，因为帝国拖不了多长时间。
在日本高层的指示下，日军铃木卓尔中佐与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秘密在香港会面，日本方面与重庆的接触自此开始。在此以前的12月中旬，铃木中佐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曾要求与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会面，但宋子良以需得其兄子文同意为理由，予以拒绝。而此次则是由宋主动要求进行会谈的。因此，铃木中佐认为，这可能是反映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
事实上与铃木卓尔中佐会面的并非真正的宋子良，而是由军统局的特工假扮的。对于和日本和谈老蒋心里颇有疑虑。其实从37年开始，老蒋就一直试图与日本人接触，在铃木卓尔中佐之前国民政府已经与日军进行过两次秘密谈判了。
第一次是1938年的“宇、孔秘密谈判”，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主动要求同日本进行的“和平交涉”,而且这次双方派出的代表的级别都不低，国民政府这边派出的是新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孔祥熙，日本那边派出的是陆军大将宇垣一成，当时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可以说那次和谈是两国外长级别的交涉。
对于那次和谈老蒋期望最高，毕竟他本人和宇垣一成私人关系不错，因为蒋在“二次**”失败后亡命日本，宇垣一成曾对他给以照顾而结下友谊。 蒋执政后，曾多次派张群去东京、汉城（朝鲜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鉴于沪宁、徐州失守，日军猛扑武汉，形势严峻，蒋介石命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于1938年5月电贺宇垣一成就职，同时提出希望可以与日本进行和谈，甚至于也以让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作为谈判大使。
对于国民政府提出的和谈请求，日本方面表现的并不是很积极，甚至拒绝让汪精卫担任和谈大使，宇垣在答复国民政府的新建正是这样说的：“由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需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对话，很容易谈拢。但贵国国民却会谴责这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同时宇垣指名要“与日本关系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交涉。
1938年6月26日，“宇垣一成、 孔祥熙秘密谈判”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乔辅三之间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的形式进行。
这次交涉日本宇垣外相对中国方面提出了六个要求：（一）承认满洲独立；（二）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三）对日赔偿；（四）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五）在某些地区驻兵；（六）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
由于当时武汉会战烟云正急，所以急切谋求妥协，因此对于日军提出的要求国民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在“满洲独立”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从无先例的大让步；“在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关于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人的条件。
只不过孔祥熙又从中国的国内局势提出了一些请求：“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如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同时在华北设置特殊地区不适宜，中国无力支付对日赔款。”
其实国民政府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但是最后又日本试图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中国中央政府“屈服的条件”之一。经过双方的多次会晤，最终日本要求“蒋介石下野”是这次交涉的焦点问题，也是难于达成妥协的症结。
为了促成这次和谈国民政府甚至提出一个退让方案：“由孔祥熙本人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之前，蒋先生依然居于其原有的地位。”
可是，日本方面断然拒绝。为了达成妥协，孔祥熙答应乘日本军舰亲自赴长崎与宇垣外相直接会晤。最后，日本陆军强硬派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并以成立“兴亚院”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辞职，最终这次谈判无疾而终。
第二次谈判是1939年老蒋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 1939年1月，老蒋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
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
平等互让；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领土（完整）主权（独立）；
（日本）撤兵；
签订防共协定；
中国赞成经济合作；
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
对满洲另行协定。
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八路军等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
诡谲的小川试探蒋的诚意，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蒋介石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逡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蒋之“嫡系人物”所秘密进行。柳云龙是蒋委员长姨母之子，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且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请蒋派要员来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延安方面和桂系得悉。延安方面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
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有了前两次的和谈，老蒋对于日本人这次提出的和谈请求表现的并不是很积极，一方面是以为日本人的胃口很大，以现在老蒋在国民政府的地位根本就不能满足其巨大的野心。一旦他与日军媾和，那么他本人将要面临来自国内外巨大的压力，甚至于会因此而倒台。
其次，现在日军的各个战场上的表现已经远远比不上刚开战时那样强悍了，在一些局部战役中国民党部队已经有能力与日军一较高下了，这也让老蒋可以挺直了腰板说话。
最重要的是，与日本媾和这根本就违背了蒋百里等人为他战前制定的抗日战略，用蒋百里的话说，放虎归山的最终结局就是养虎为患。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