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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三年，北京。
和这个飞速发展中的国家一样，盛夏的城市，各个部分似乎都升腾着火一般的热情。
自从华兴次年以来，北京城也和其他主要城市一样，开始了规模庞大的城市基础设施翻新。电气化的道路照明体系取代了仿自英国的煤油路灯，每到入夜，复兴大道，凯旋门，各主要商务区，被精心布置的各色霓虹灯装点得如同水晶宫一般。从空中俯瞰而下，整个城市如同灿烂的光海。
原本有些破旧的三合土路，水泥路，砖路，统一改建了沥青石子路面，道路被大大拓宽，城市道路系统也得到了升级改造。各家住宅都通了自来水，家用电，装上了抽水马桶，炼焦煤气也得到了更大普及，取代了传统的蜂窝煤炉灶。
城市布局规划得到了完善，保护完好的老城区改建继续保持一贯的谨慎，而新城则大刀阔斧地采取了全新设计。城市的居住与办公，购物，教育，得到了更加紧密的配合，整个外围新城发展为了如同棋盘一般的卫星城，自成体系。
尽管很多工程依然在建设之中，赶上起风，城里更是尘土飞扬，但眼看着这座古城就这样一步步向着现代文明过渡，旧城的历史文化与新城的现代工商文明完美结合，北京城的居民依然感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感与成就感。
这就是我们的首都，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国战结束刚刚两年，很多东西却仿佛已经非常久远。战时体制下充满斯巴达军事色彩的学校教育已经悄然让位于战前的军国民教育，考卷上也没了“战争应用题”，“战争作文”之类杀气腾腾的内容。大街上几乎再也见不到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讲，大街小巷也没了为国募捐的义务宣传队。走在街头，军人们经过之时不再受到民众的鞠躬致敬与欢呼。每个人又恢复了战前的状态，行色匆匆的依然行色匆匆，悠闲自在的还是悠闲自在。但每一张面孔上，却都流露出更多的自豪，更多的自信，以及更多的期待。
随着国家的大裁军，众多军人重新回归了日常生活，来到自己熟悉或陌生的岗位上，为了每天的油盐酱醋奔波劳碌。在公园，在大街小巷，经常会有一些伤残老兵戴着荣誉勋章，拄着拐杖或推着轮椅，路人无不报以敬意。
战争已经结束，军人们的精神却不会死亡。对于这些曾经为国家流了血，负了伤，牺牲了一生正常幸福的老兵们，人们依然是感恩的。
皇帝大婚之后，马不停蹄地主持了“北京和会”，随后就带了一票人马“度假”去了。
这北京和会，虽然各方并没有确定明确的裁军方案，但也算是发表了“联合公报”，表达了对和平的共同企盼，各国也的确着手制订削减军备扩张的方案。
到了这一步，中国国民原本绷着的一根弦也总算松懈了下来。
既然都不想打，想必也就不一定打得起来了。
尽管有不少人，尤其是年轻后生和后辈军人都难免怀念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战，恨自己没有机会上阵，或者没有捞到足够的功勋，但大多数国人内心深处，其实还是不想再次卷入这样危险莫测的战争。
这个国家，已经掌握了整个东亚，扩张了一倍的国土，成为世界有数的强国，甚至掌握了欧美强国两大阵营胜负的关键。经济正在快速起飞，国家各项制度逐步完善，民众生活大有改观，文化上也是一派欣欣向荣，有谁有真的希望这一切在大炮轰鸣之中化为一片瓦砾？
看着舒适的住宅，崭新的汽车，衣柜里花样繁多的衣物，如花娇妻，粉雕玉琢的孩子，职员和市民们不想再打仗；
看着三十来亩地里绿油油的庄稼，数着手头攒下来的华元，想着年后盖几间大大瓦房，给大儿子娶房媳妇，买匹挽马，小儿子有出息，已经读了初中，还不用花钱，想着日子越过越好，农民们不想再打仗；
看着窗明几净的公租房，看着老婆孩子脸上的幸福，工人们不想再打仗；
看着手里的股票不断上涨，自己的公司业务越来越红火，对外出口越来越顺利，企业主们不想再打仗。
毕竟，这一仗要打起来可不是踩个把蛮夷小国。报上分析得清楚，一旦开战，就是全世界都要卷入的生死之战，胜利的就是世界霸主，失败的就是万劫不复！
有几个人愿意在这样的好日子之下去冒那个风险呢？
明年就是国会改选之年，而这一次的改选，与往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早在几个月前，历经反复辩论，反复修订，新的《议会选举法》终于获得了参众两院的通过。
根据新的选举法，选民的条件大大放宽，年纳税额额方面的条件从五十华元下降到三十华元，或者是服过兵役且年纳税额在十华元以上，或曾经一次性捐助超过三百华元。
尽管依然是一家只能有一个选民，但根据测算，帝国的选民数量依然从之前的七百六十万激增到了一千八百万。
选民基础的急剧扩大，主要来自于普通工农劳动者和市民阶层收入的提升，以及选举权门槛的下降。选民结构的变化，让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复兴党中越来越庞大的劳资关系协调会，终于在六月初宣布独立建党，定名为中华社会党，周明根任秘书长，主席空缺，以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领导职能，致力于“提升劳工阶层的福祉”，“提升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更好地协调发展”。
与此前自由党，农民党，炎黄党等的独立不同，社会党的独立让复兴党从上到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地震。
原因无他，只因社会党的潜力实在是过于可怕。他的前身劳资研究会，本来就囊括了复兴党内最富有理想，最有才华，也最有实干精神的大半中青代骨干，以及大批的中下层办事员。这一独立，很自然地会得到各大工会，甚至农会组织，以及青年团的拥戴，等于生生挖走了半个复兴党。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如此明目张胆的拆台行为竟然没有遭到阻止和严惩，而如此大规模的党内串联，居然没有被复兴党中央提前制止。
对于记者的追问，复兴党秘书长郑金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复兴党员有离开的自由，这是他们的选择”，而身为党魁的郑宇却跟皇后去了贝加尔湖渡假消暑，内阁的唐绍仪等复兴党元老干脆以“事务繁忙”为由拒绝置评。
这背后的意思，让很多人浮想联翩，也让不少人忧心忡忡。据说已经有人吹风，近期还要筹备修宪，原本参众两院议员的委任方式要有调整，民选比例扩大，地方参政院也是一样！
这一连串的疾风骤雨之下，很多复兴党的干将老臣很自然地担心起了下一年的国会改选。长期的一党独大，执政联盟中实际的一党主政，让复兴党早已在潜移默化中把自己等同了政府，等同了国家。尽管郑鹰离世之时，郑宇曾经对复兴党进行了一番狠狠的敲打，从上到下进行了大清洗，也扩大了其他少数党派的势力版图，但复兴党一家独大的局面，甚至在国战后期所谓的“华兴分党”运动中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农民党也好，炎黄党也好，自由党也好，尽管都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国民基础，在一些地方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但总体来说，与复兴党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国战胜利，以及之后一连串的扩张，改革，经济发展，文化革新，乃至宗教改革，皇帝郑宇的声望已经高得无以复加，而以郑宇为党魁的复兴党也自然而然地重振声威，唐绍仪内阁之中复兴党的一家独大就是明证，也没有人想过在下一次国会改选中复兴党会遭遇真正的挑战。
但挑战偏偏就这样突兀地来了。
尽管在社会党的独立声明之中，身为复兴党元老之一的周明根狠狠地吹捧了复兴党，谦逊地表示“只是要为劳工阶层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为帝国国民出力”，但任何人都看得清楚，这个在两个月内膨胀到一百万党员，并且还在继续膨胀的政党，已经成为复兴党最大，也最直接的对手。
尤其是在新选举法颁布之后，所有人都看得明白，这些新增加的中下阶层选民，面对中华社会党这个以“劳工阶层”为直接服务对象的政党，首先在情感上，其次在理性上，都有着天然的亲近。
尽管社会党公布的党章在很大程度上与复兴党相似，在劳工权益问题上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数字化的要求，但意思已经足够明白：更加公平合理的劳动薪酬，更加科学的劳动时间，更好的劳动安全保障，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多的参政议政权利，更多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
还没有正式公布竞选纲领，这个新成立的政党就已经获得了不少工会的捐款，自然也就等于掌握住了那些数量惊人的选票。政治观察家们心里清楚，他们选择这个时候独立，针对的就是明年的国会改选。当他们亮出竞选纲领的时候，也必然会引发国内政治版图的急剧变化。
不过，即使是对复兴党有着很多负面观感的评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新独立出来的社会党无论是组织结构，运转规则还是思想理念，都和复兴党有着太多相似。抛开在劳工政策方面的侧重，甚至可以把两个党看作孪生兄弟。甚至连宣传策略也都一模一样：群众大会，宣传车，传单，演讲，游行，标语，党报党刊，社论……
尽管表面上是一派井水不犯河水，但在基层，两个党的竞争，尤其是文宣上的明争暗斗已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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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三年的这一场政治风潮，卷进来的远非一个复兴党，一个社会党那么简单。
以自由主义为号召的自由党，也开始极力扩张自己的政治版图。
尽管在战争期间，梁敦彦等自由主义者因其“反战”立场遭到了皇汉派等派别的严厉抨击，但战后“复古兴汉派”遭到重创，随着国家工商发展，国会复会，舆论管制放松，战后反战思潮的暗涌，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天然的自由主义倾向，都让自由派开始获得了越来越宽松的发展氛围。
自由党的早期骨干，除了梁敦彦等复兴党内部的自由派，还有很多大学和高中教师，著名学者，尤其是有过留学欧美背景的各界精英，以及国内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中上阶层。他们之所以宣扬和支持自由主义，除了出于信仰，也是基于其自身利益。
尽管他们也对国家的强盛心醉神迷，也同样对两代皇帝拥有无须讳言的敬仰和崇拜，但他们依然很难接受目前这个名为君宪，实在皇帝威权统治的体制长期持续下去。政府固然在改革选举制度等方面正在进行着改革，但自由派并不满足于这些成果，并且渴望在这个过程中获取更大的话语权，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在资源分配方面自然而然地获得优势。
与建国前的郑鹰，国战期间的汪铭汉，周明根等人所做的类似，梁敦彦等自由主义者也引入了欧美自由主义学者的大批著作，并自费印刷广为散播。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威廉？戈德温、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托马斯？潘恩，洛克，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埃德蒙？伯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都成为了知识界的宠儿。
借助大学这个天然的论坛和学术自治场所，自由主义在青年之中潜移默化地生根发芽。尽管各学校的热血学生，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各社团也针锋相对地发动反击，甚至不惜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以道德上的攻击煽动听众的情感，但自由主义在交锋中却并未落于下风。利用各个自由主义报纸和刊物，自由党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宣工作，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国内的中上阶层。
不过，梁敦彦作为复兴党熏陶出来的精英，并没有落入自由放任主义，也就是“laissez-faire”的窠臼。作为深受郑鹰影响，并且久经政务实践的政治家，梁敦彦很清楚单纯的自由放任于国无益，尤其是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基础，也很清楚自己的对手很习惯地会通过煽动民族感情，把一切外来思想扣上“西方”，“洋奴”的帽子来加以否定，并且把学术讨论演变为人身攻击，从直接否定对手的“立场”入手来避免错综复杂的学术辩论。
这位老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仿效当年郑鹰的“华夏新学”，提出了“华夏自由主义”，并且处心积虑地从各种古书中收集只言片语作为支撑。黄宗羲的那本《明夷待访录》让梁敦彦如获至宝，但其中直接攻击皇帝制度，乃至提出皇帝是国家大贼的言论却也让他颇为踌躇，最后只能删减出版，以为自由主义的本土“渊源”。
在这个“华夏自由主义”理论中，梁敦彦建议在政治上提升民权，抑制“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威”，避免国家陷入对权力者的迷信，而被某些“才干不足，野心勃勃，眼高手低”的权力者利用，把民族带入深渊。
不过，梁敦彦也承认，在国家跨越式发展的时期，“一定程度的决策集中体制”有其优越性，在明智的统治者和统治团体的掌控之下“更有效率”。
梁敦彦指出，这种“集中决策”固然可以保证国家快速发展和转折期的决策效率，但如果长期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在这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期中留下压倒性的*主义传统，从而为未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协调发展埋下隐患。
他认为，国家发展的目的，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实现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的人权自由。要确保这一目的的实现，从长期来看，宪政，民主和法治是必要的手段，而寄希望于开明统治者个人的英明也许一时能够快速见效，最终却很可能自食恶果，日本就是例子。
梁敦彦举出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例子，认为这些国家都实现了国家富强，民众安定富裕，民权自由的统一，而德国则“*主义过于浓厚，国家的命运被操控在少数统治者手中”，“随时可能卷入危险的争霸战争”。
梁敦彦接着分析了中国的现状，认为目前国家的强盛依赖于威权统治下的军事强大和工商业发展，但这一切的根基都依托于皇权。随着民智开启，平等意识越来越浓厚，这种“神授”性质的皇权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乃至挑战，届时一旦爆发冲突，多年辛苦打造的秩序可能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