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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七团官兵一面用密集的炮火阻止敌人继续向前，一面组织力量连夜发起反突击。万毅命令三营利用夜幕，悄悄插进敌营，与敌短兵相接，手榴弹、刺刀并用，敌人没有防备，面对突然袭击，虽负隅顽抗，但已无招架之力，被打得丢盔卸甲，仓皇夺路而逃。孙家山一仗激战一昼夜，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并歼敌三四十人。日军在孙家山的进攻失败后，转而沿铁路向西企图迂回后云台山。第一一二师侦知日军意图后，在庙岭附近设伏。六月十八日拂晓，第一一二师的三个营在庙岭痛击日军，日军伤亡三百余人，被迫返回原阵地。七月八日，日军又企图在墟沟登陆，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八月二日，日军出动舰艇四十多艘，载千余人、炮五六门、飞机四架，疯狂向云台山大桅尖发动进攻。驻守大桅尖的是守军第六七二团，第六六七团作预备队，设防在师部附近待命。日军凭借武器先进，海空炮火轮番轰击，敌军冒死硬冲，激战一天，大桅尖阵地被敌人攻占。第一一二师师部立即发出紧急命令，命第六六七团立即从预备队转进战斗岗位，协助第六七二团夺回大桅尖。第六六七团马上运动至右翼与第六七二团取得了联系，迅即向敌军的右翼发动猛烈攻势，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仓猝应战后龟缩起来。之后，万毅团长和第六七二团团长白喜禄商定，午夜三时，由第六七二团从正面攻击，第六六七团从侧翼奇袭，同时发动攻击。第六七二团从正面开始攻击，敌军急忙组织火力反击。万毅团长趁势率领第六六七团又从侧后杀来，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日军两面受敌，招架不住，慌忙夺路向山下奔去。第六六七团从背后架起机枪猛烈扫射，敌人的伤亡比孙家山战斗更惨，日军拖着一具具尸体狼狈而逃，武器、弹药、帐篷、油桶等军用物资丢得漫山遍野。敌人伤亡惨重，终不能从连云港登陆。连云港保卫战取得了初步胜利。日本军方也不得不承认进攻连云港“使海军吃尽了苦头”，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头版报道说：“守卫云台山部队坚如钢城，固若金汤……”而在连云港保卫战中率军英勇杀敌的万毅团长也威名大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的歇后语也在连云港一带流传开来。、万毅在“二.一七”事件中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东北军第一一一师的进步势力也遭到反动势力的猖狂围攻。一九四二年七月，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鲁苏战区军对万毅开始了所谓的军事法庭会审。首席军法官是鲁苏战区军法副分监李文元，一一一师军法处长侯小鲁参加。他们两人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威严的神态。一开庭，李文元便宣布：“奉中央指示，今天审判你万毅以下几条罪行：一是通日本帝国主义；二是‘双十二’事件的从犯；三是奸党嫌疑。”这三条下来，哪一条当时都可以置万毅于死地。李文元一说完，万毅反倒心中有数了，原来你们用尽心机，就只能罗织这样的“罪名”于是，他当堂怒斥这两个家伙。万毅说：“说我通敌，你们有什么证据？你们说，你们良心过得去吗？我万毅蒙张汉卿将军一手栽培，方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东北军军官。抗战以来，我经历过一些重要的战役战斗：奉命星夜南渡长江，率六七二团坚守江阴要塞；抢渡镇江，参加保卫南京血战；率六六七团激战苏北鲁南，多次杀敌立功；与常师长一起剪除缪贼，坚决抗日，等等。上述一件件，一桩桩，我自觉无愧于东北父老乡亲，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多灾多难的伟大祖国。你们说，这些仗，一次是与日本鬼子通了消息？如果通了信息，能取得胜利吗？再说，你固然可以随便诬蔑我，可你对得起参加过这些战斗的官兵们吗？他们中不少人已为国为民族英勇捐躯，长眠于九泉之下，有的则终身致残，生计艰难。你血口喷人，对得起先烈和伤残人员吗？”李文元被万毅驳得张口结舌，气急败坏地一拍桌子：“罪状上有这一条，我不能不问”万毅立即紧追驳斥：“照这样说来，你是奉上峰旨意来问我的，我可不怪罪你，可你身为主审官，总得想一想，找一找证据吧？”李文元自知理亏，不再回第一条，又问第二条：“‘双十二’事变，张学良劫持领袖，他是主犯，你是从犯。”万毅反驳道：“‘双十二’事变促成全民族抗战，是功是过后人自会评说。至于说到劫持领袖，我当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团长，岂有资格参加决策？咱们于总怀念当年已是人所共知的五十一军军长，甘肃省政府主席，请问，我是个团长，若算从犯，那么于总司令该算什么？”李文元又是个张口结舌。他接着问第三条：“你是奸党嫌疑”万毅大笑一声，反唇相讥：“你有什么证人，尽快找来，我愿与他对质”李文远说：“用不着找什么证人。八路军到处贴标语、撒传单，为你鸣冤叫屈，他们要营救你不是很明显吗？”万毅驳斥道：“能这样推论吗？我乃东北讲武堂第九期毕业生，遵从张汉卿公教诲，抗日救国，披甲还乡。共产党、八路军主持公道，贴标语、撒传单表明他们赞扬正义，你们怎么能用他们的行动来给我罗织罪名呢”一番辩论，弄得审判席的军官们十分尴尬，实际上“审判者”变成了“被审判”，只得草草收场。过了几天，即八月二日，军法会第二次开庭，他们作不出什么新的文章，依然是重复那三条“罪状”，并且宣布审判终结。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上午，国民党鲁苏战区军事法庭对万毅的第二次审判结束，虽然没有宣布判刑结果，但是，从他们草草收场的情形来看，这所谓“审判”的过程已经走完，下一步自然是遵照他们委员长的“电谕”要执行“处决”了。“不能再坐以待毙了，要立即行动”从审判法庭上回来，万毅暗暗地下定了这个决心。在监禁着他的这座农家小院里，凭着军人观察地形的富有经验的眼睛，万毅已不止一次地扫描了办室和院内的情况：门口有哨兵，并不算太高的围墙，只要有一条绳子和几个木楔，便可悄悄地翻过墙去。墙外就是一片绿葱葱的玉米地。暗夜里，钻进玉米地，直奔西南方向，那里，并不太远，几十里外，就是游击区，再过去，就是八路军控制的地区了。终于，太阳落山了，天黑下来了。好容易熬到夜里十一点钟左右，万毅吹熄了蜡烛，佯装上厕所。这时，他看看哨兵没有动静，就把预先准备好的木楔插进围墙的石缝里，拴上绳子，攀过围墙，顺着绳子下到围墙交外边的地下。他平抑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冷静地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辨别了方向，就顺着玉米地，沙滩，三步并成两步地一口气跑出十多里。突然，面前横着一条小河，河水没膝。他来不及脱衣，穿着长裤就趟水过河。一上岸，发现岸边架着几支枪，有几个当兵的睡得正香。右侧有一个哨兵在打火抽烟，身边那条狗也“汪汪”地吠叫了几声。怎么办？他心一横，索性大大方方地迎着哨兵继续向西北方向走去。那哨兵以为是自己人起来解手，没有吭声。他直穿而过，进了玉米地，迅速地走下去。天亮后，估计已经到了游击区，见到一个起早放羊的小孩，问清了村子里没有住军队，这才放胆进到村子里，找到了村长。他对村长说：“我是于学忠总部的高级参议，有件秘密工作，要找八路军联系，你知道他们的驻地，找个人把我送去”村长见他军装穿戴还算整齐，戴着眼镜，胸前还挎着望远镜，虽然军裤上有涉水的痕迹，也还不像落荒而沈的人。便派了个人，牵着一头小毛驴来，吃过晚饭后送他上路。走了不久，便来到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六团三营九连驻地。连长一听来者是在这一带早就有名的万毅，马上派战士把他送到团部。团政委王建青接待了他。备饭，安排住处。与此同时，又迅速向中共山东分局汇报，分局很快派人来迎接。于是，他终于成功地逃出牢笼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一一师常恩多师长病重，在病塌上写下指令交给郭维城：“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公主张，以达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八月三日，一一一师传出了万毅越狱的消息，引起极大震动。郭维城和当时在一一一师的一批**力量采取行动，宣布：拥护三民主义、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反对以三民主义名义破坏东北军；二实行抗战建国纲领；三联合一切抗日部队一致对外；四坚持杀敌锄奸。部队在向八路军驻区靠拢开进途中，八月九日凌晨，师长常恩多病逝。按照当时的各种情况，中共山东分局迅即派万毅等人回到一一一师，开展工作。到当年十二月，在干部会上，万毅被选任新一一一师师长。在他的具体主持下，一一一师按照党的指示，逐步改造成为人民军队，后来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抗战结束后这支部队“打回老家”，渡海进入东北，后来与兄弟部队合编为东北野战军一纵队，万毅任纵队司令员。这支部队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四战四平，三下江南，会战辽西，入关南下直打到广东广西。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同美军较量，被誉为“万岁军”，即闻名全国的第三十八军。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标志着东北全境解放。此时，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总部率部入关，会同华北军区部队，实施平津战役。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一心想“打回东北老家”的万毅思忖：“自己是东北人，野战军要入关，东北也还要有部队的，上级会不会把自己留在东北呢？会不会不让自己随野战军入关呢？”于是，万毅专门给东北野战军总部发了一封电报：“我要求随野战军入关，在解放全国的作战中继续锻炼自己，希望组织上考虑安排留东北的军事干部人选时，不要考虑我。”东北野战军总部接到电报后，回电称：“没有留你在东北的打算。”万毅接到电报后，便安心地组织五纵入关的各项准备工作。11月5日，万毅和刘兴元奉命率五纵向辽宁义县开进。在义县休整期间，五纵接到命令，五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万毅任军长，刘兴元任政委，辖一二四师、一二五师、一二六师。万毅成了人民解放军四十二军首任军长。十二月初，四十二军接到命令，从义县向河北蓟县、三河一带集结。十二月十二日，四十二军在万毅和刘兴元指挥下，到达指定位置，傅作义部望风而逃，大部逃往北平。万毅果断命令部队，昼夜奔驰，最后占领了南口、八达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战役要地丰台，隔断了傅作义部北平与天津之间的联系。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二月底，万毅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接到通知后，万毅有点紧张，他是旧军队出来的，从未见过毛主席，不知道见面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三月初，万毅到了西柏坡，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简单问了一下路上的情况后，话题转到万毅的姓上。毛主席风趣地问：“万毅同志，你说百家姓里，除了姓伍的，姓陆的，姓千的，姓万的之外，还有什么姓与数字有联系呀？你姓万，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所研究啊？”这一问，让参与会见的人都笑了，万毅紧张的心情也松弛下来。万毅说：“不知道，数字姓氏，主席讲的，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过去从没有作这方面的考证。”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过去了。在西柏坡开会，工作、学习和业余活动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到吃饭的时候，大家进餐厅，凑够十人就开一桌，座位并不固定，谁来谁吃，边吃边谈，很是活跃。有一次，万毅去晚了点，许多桌都没空位了，正好毛主席边上还空一个位子，万毅没有更多考虑，就挤到那里坐下了。毛主席看了看万毅，边吃面条边开玩笑说：“万毅同志，你可算是张作霖的‘余孽’呀!”万毅说：“主席，我不能算是张作霖的‘余孽’，张作霖的‘余孽’应该是张学思。”毛主席问：“张学思现在在什么地方？”万毅说：“张学思现在在辽宁省当主席，还是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毛主席说：“那还不错呀!”万毅说：“张学思曾对我讲过，他是学军事的，现在干的不是他学的那一套，希望能到部队工作。不过，这也可能是他个人谦虚。”毛主席说：“好哇，那就回到部队来干，那容易。”后来，张学思果然回到部队工作，当了海军副参谋长。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万毅回到四十二军。四月，中央军委命令万毅为第四野战军特种兵部队司令员，四十二军军长由副军长吴瑞林接任。一九五二年三月，万毅调到北京俄文学院，准备学习半年俄文后，到苏联去学习炮兵。八月，成立了第二机械工业部，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找万毅谈话，让万毅去当副部长，负责军工生产。一九五三年五月，总参谋部成立兵器装备计划部，万毅被任命为部长。万毅是装备部首任部长，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六年。一九五五年九月，万毅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九五九年夏，万毅因一个简短发言，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重要成员之一”，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七年七月，邓老就万毅的情况作了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置，他过去有贡献。”一九七七年十月，中央军委任命万毅为总后勤部顾问。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和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五日，总政治部两次发文，宣布摘掉扣在万毅头上的十顶“帽子”，二十年的沉冤彻底平反。
但是张心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万毅来接他的时候，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任务来接张心和杜聿明了。这个人就是张心和杜聿明在黄埔的学弟，陶铸、
陶铸又名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一九零八年一月十六日出生于湖南祁阳石洞源榔树村，一九二四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后到国民**军第四军警卫团工作，参加广州起义。一九二八年春回湖南，任中共祁阳县委军事委员，曾在唐生智部从事兵运工作。一九二九年秋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曾组织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一九三三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五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斗争。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一九三八年冬赴鄂中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一九四零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一九四五年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地区。先后任中共辽宁省、辽吉省、辽北省（今吉林双辽）省委书记兼辽西、辽北军区政委组建地方部队，领导土地改革，参加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一九四七年八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辽沈战役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平津战役中，他作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元帅）的全权代表，参与了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北平和平解放后，负责整编傅作义部，领导南下工作团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任第四野战军(五月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负责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还曾赴长沙接收起义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陶铸同志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党委常委一九五一年二月，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主持广西剿匪工作。他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胜利完成任务，受到党中央嘉奖，使广西顺利进入了全面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的新时期。随后，陶铸同志奉调广州，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出任直接领导广东省工作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一九五三年五月，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一九五五年七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同年起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并曾兼任广东省省长。曾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华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党的八大上，陶铸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五一年指一九六六年，陶铸主政广东十五年期间，广东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九六零年十月至一九六六年八月陶铸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自一九六零年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后，陶铸同志把更多精力放到了领导中南五省区的工作上。在他的支持下，广东一些地方较早地推行过农村生产责任制。陶铸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跃进”运动之后整个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平稳恢复，并有所发展。他十分重视中南全区的水利建设和绿化工作，多次视察各地水库和林区，鼓励兴修水利，发展林业。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和工作生活困难，并多次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知识分子是**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一九六五年，他领导组织了很有影响的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一九六五年一月，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陶铸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直接参加中央的工作。他分管宣传和文教等方面事务，做了大量工作。一九六六年五月后，陶铸同志相继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列***、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中央第四号领导人。并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造成的全面动乱形势下，陶铸同志的工作异常艰难。但他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支撑大局，努力保护老干部、党外人士和受害群众，贯彻执行“抓**、促生产”的方针，勉力维持全国工农业生产的运转和交通运输的通畅，尽量减轻“文化大**”对党和国家的冲击和影响。为此他于一九六七年一月遭到江青、陈伯达等人的陷害和打击，成为“文化大**”中的一大冤案。一九六九年是他十一月三十日，陶铸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为陶铸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致悼词，对陶铸同志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主要著述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松树的风格》等。
陶铸父亲陶铁铮，一九零四年毕业于衡阳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湖南三师前身）。一九二四年就月，陶铸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同年加入湘南学生联合会（简称湘南学联，湘南学联为湘南地区学生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指挥所属三十四县的学生联合会），深受夏明翰、蒋先云、刘泰等湘南学联**领袖熏陶。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陶铸六次回衡阳 亲手勾画石鼓、雁峰公园轮廓
一九六一年春，***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六十条》。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被指定任农村“六十条”起草委员会主任。五月初，陶铸为修农村“六十”掌握第一手资料、
在中共衡阳地委第一书记宁生的陪同下，回祁东、祁阳农村调查。
回乡第一天，陶铸便深入到石门公社石峰大队第三、四、五生产队察看公共食堂。为了解实情，陶铸专程到老家潘家埠走村串户，亲自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
时隔一年，一九六二年四月，陶铸又一次来衡阳视察，调查了解“六十条”贯彻落实情况。当他亲眼看到农村经过清理“一平二调”，建立三极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后，感到由衷欣慰。
一九六四年，陶铸第三次回衡阳视察。当时正是国民经济渡过三年困难后的调整恢复期。在衡阳四天的时间里，陶铸重点考察了贯彻“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他深入到建湘机械厂、江南药械厂等厂矿实地考察。陶铸还特地两次实地察看了城北的青草桥、石鼓山、朱陵洞和城南的回雁峰。一再对随行的衡阳市委领导说：这些名胜古迹都是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要结合城市建设把它们好好修复起来。还别具匠心地勾画了开辟石鼓、雁峰公园的轮廓。为了帮助衡阳搞好城市建设，陶铸还特地要广州市两位城建总工程师留在衡阳工作一段时间，具体主持几个项目的设计。在他们的帮助下，到年底，石鼓书院、回雁峰两处公园工程完成相当规模。并将陶铸自己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刻在回雁峰岩石上，为回雁峰景区增添了光辉和文化内涵。
一九六五年五月，陶铸第四次来到衡阳。在南岳，陶铸专门召集衡阳相关领导，具体研究规划了衡山依河为界，分设衡山、衡东两县的问题。正是在这次实地考察后，经陶铸提议经国务院批准，调整了南岳、衡山的区划：将原南岳县并入衡山、将原衡山县东部以湘江为界，新设衡东。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几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衡阳交际处观看衡阳电影幻灯宣传，接见全体放映员。
陶铸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以后，仍然关注衡阳发展。一九六五年十月，他在去广西途经衡阳时，还特意在此停留了十四个小时。还到衡阳市三塘镇的田间地头。第二天才坐火车去广西。
在“双溪”和“山庄”之间的公路转弯处，有一山坡，在这片山坡上，一块镌刻着陶铸同志生前所书的“松风”两个苍劲大字的巍然屹立的花岗岩巨石下，长埋着这位刚直不阿、宁折不屈的人的的部分骨灰，而石上清晰的手掌印，正是这位具有松树风格的人在临死之前留下的不屈抗争的印记。
陶铸与夫人曾志
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得了重病的陶铸，被从北京中南海转移到安徽合肥的“秘密病房”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一种对**事业的坚定信仰和对“四人帮”恶行的愤怒，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使得陶铸举起一只手，一雷霆万钧之势，猛然向墙上一击，“砰”一声过后，那白色的墙壁上，被汗湿的手掌沾去了一层墙皮，清晰地留下了一个手印 陶铸安静下来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三日二十二时十五分，他的生命之火最后熄灭了。
陶铸死了之后，被以烈性传染病为藉口，深夜用白被单裹尸一烧了之。在他死前，亲人也不被获准去探望；在他死后，亲人也未被告知去办理后事。陶铸被火化之后，骨灰放在一个质量最差的骨灰盒里，被弃置在那无数的普通亡灵之间。就这样过了9年，这中间，没有谁知道陶铸到哪里去了。
粉碎“四人帮”后，陶铸的骨灰由曾志母女护送到陶铸生前曾工作多年的广东，埋入广州白云山松树下。“松风”二字出自书画家吴作人手书。当年广州市委老领导林西，得知陶铸逝世前的情况，派人到合肥，要求务必找到当年囚禁陶铸的那间屋子，看看墙上那个手印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一定把它拓印回来。时间已经过去十年，那个手印居然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而且清晰、完好如初
陶铸的手印被拓回来，林西喜出望外，连夜派人上白云山，镌刻在巨石上的“松风”二字下面。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不幸逝世，遵其遗嘱，把她的骨灰埋于松风石下。
文化大**”前夕，陶铸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省委书记。“文革”爆发后，由邓小平提议，***把他调到中央，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因为坚持刘少奇不是叛徒，在江青的一手策动下，被打成“党内最大的保皇派”，成为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第三号“走资派”。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陶铸被迫害致死。一九七四年，经***批准，陶铸的妻子曾志回到北京。她开始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为陶铸的平反问题奔走呼号。许多老同志，特别是陈云等人给了她们热情的鼓励和帮助。但在“文化大**”中，陶铸的平反问题是提不上议程的。粉碎“四人帮”后，曾志感到是时候了，又到处写信、找人、申诉，但在“两个凡是”的阴影下，依然到处碰壁。绝望之中，传来一个消息，邓小平就要恢复工作了，这使曾志萌生了极大的希望。惊喜和焦虑当中，她也顾不上考虑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就和女儿陶斯亮一起来到西山邓小平的住处。
相互问候之后，曾志连忙递上她的申诉材料，滔滔不绝地诉说陶铸的冤案和她们母女在文革中的遭遇。邓小平接过材料，没有看，只轻声说了句：是陶铸的问题，我知道。就把材料放下了。此后的一个多小时，都是曾志母女说话，他只是认真地听着，但一言不发，直到把她们送出门外，也没对这个问题表态。回去的路上，陶斯亮感到非常失望，她对曾志说：看来又白跑了一趟，说了半天，连一句话也不给。曾志与邓小平相交多年，深知邓小平的为人，她对女儿的话不以为然，她知道，不等时机成熟，邓小平是不会随便表态的，毕竟，他还没有真正出来。
果然，邓小平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陶铸的问题，他指示中组部尽快解决陶铸问题，并指定由信得过的专人负责。不久，他又对陶铸的平反问题专门做了批示：陶铸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陶铸十年的沉冤终于昭雪，这为接下来的平反工作开了个好头。
陶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陶铸同志为中国**和建设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建立了重要的历史功绩。他的一生，是**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
陶铸同志一生忠于**，忠于党的事业，历经磨难，百折不回。在大**失败时，他坚信**必将胜利，毅然投入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身陷囹圄时，他大义凛然，坚持自己的信仰。
他在所著的散文名篇《松树的风格》中写道：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陶铸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树风格的最好写照。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对**理想的忠贞不渝，使陶铸同志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