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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说,出自《管子》。《管子?牧民》写道:“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意思是说,国家确立有四个根本的支柱,这就是礼义廉耻。“礼”指上下有节,有礼,就不会超越节度;“义”指合宜恰当的行事标准,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廉”指廉洁方正,有廉,就不会掩饰恶行;“耻”指知耻之心,有耻,就不会同流合污。礼,能使人注重礼节与规则;义,能够使人充满仁义而无巧诈;廉,能够使人清廉而不藏恶行;耻,能够使人感到耻感而不妄为。他认为“礼、义、廉、耻”与法相比,比法更为重要,把它们认作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这四根柱子如有一根断裂,政权就要倾斜,因而缺一不可,如果国家丧失这四维,国将不国。
孔子发展了管仲的礼义治国的基本思想,以仁释礼,提倡为政以德。后世儒家学说普遍重视仁政治国,注重廉耻以确立人的自身价值。可以说,礼义廉耻是传统社会的道德准则,也是儒家社会学说的核心价值所在。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专门有一篇讲廉耻的文章这样写道:“《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礼义廉耻至为重要,礼义关乎治人,而廉耻则关乎立人。但顾炎武认为,这四者之中,耻最为重要。顾炎武为何如此认为?他以《孟子》之言证明,“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在顾炎武看来,人如果无耻,就会发生不廉洁的行为,更会“悖礼犯义”,也就是说,做不到“耻”,会成为一切恶行的根源,所以他特别强调“行己有耻”:一个人行事,凡自己认为可耻的就不去做。“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
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一但掌握政权而面对治国安民之要务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治民的首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者,之所以能够在传统社会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必然有其普遍价值的特征所在。孙中山在创立中华民国时,作为国服的中山装在设计时前身有四个口袋,其所寓意义即是表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可见礼义廉耻作为传统社会价值观依然有其不可比拟的现实作用。******说过这样的话:“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礼义廉耻不可偏废。只有知道了礼是什么,人们才能按照规范行事而不逾节;只有知道了义字当头,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有仁义,有仗义,有勇为,有担当;只有知道了清廉,才能洁身自好;只有知道了耻辱和羞耻,才能使百姓有所敬畏,言行有底线。对于一个政权而言,自然要格外重视礼义廉耻的道德建设,让人们明是非,知荣辱,有敬畏,有准则,特别是有耻感之心,才能使社会充满温情。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为人需要品德,从政需要官德,而治国需要的,就是每个人都内化于心、外现于行的核心价值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这种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今天,我们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三个倡导”,勾绘出一个国家的价值内核、一个社会的共同理想、亿万国民的精神家园,为改革发展划定了价值的航标,正是当代中国的“立国之维”,是亿万人民的“价值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