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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办公楼里首长们办公的这一层，总是静悄悄的。
杨文汉看看手表，再有七八分钟就要开会了，才连忙把桌子上的文件收拾起来，锁进保险柜里，拿起笔记本朝楼上的会议室走去。
“部长，请您等一下！”杨文汉刚走到楼梯口，秘书小方追上来，悄声对他说，“大营门来电话，说是你二叔从老家来了。”
杨文汉皱了一下眉头，为难地说：“我家里现在没有人，你先安排他在招待所住下，我开完会再过去看他。”
杨文汉有点心神不定地开完会，赶紧往招待所走，心里猜测着二叔这一次为什么来北京。
二叔年近古稀，小时候有点调皮捣蛋，只喜欢四处瞎跑，不愿意进课堂念书，从小就跟着干活的大人们在田地里撒野。由于没有上过学，五尺长的扁担，一条横在面前，知道那是个“一”字，两条横在面前，不知道那是个“二”字。有一次生产队里分柴草，他不认识夹在柴草堆上写有自己名字的字条，看到别人一个一个地用架子车往家里拉分得的东西，他在一旁急得大喊：“我在哪，哪个是我！”这件事在村里一度留下笑柄。
杨文汉的父亲去世比较早，妈妈带着几个孩子能够度过缺吃少喝的艰难岁月，多亏了二叔。
二叔虽说没有文化，但是身强力壮，在生产队里干活能拿男劳动力最高的工分，他在三十岁那年才与一个有点痴呆的女人结了婚。
有点痴呆的婶婶人很厚道，对二叔照顾也算周到，她与二叔结婚后的第二年，与肚子里的孩子一起，被村里的“赤脚医生”送上了不归路。
二叔此后没有再结婚，他与杨文汉的父亲只有弟兄两个，对自己的几个侄儿侄女如同己出，把杨文汉家的苦活、累活全包了。即使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最困难的那些时日，他也能够帮助寡妇嫂子让孩子们开学时能交上学费、过年时能穿上新衣。
后来，杨文汉应征入伍、被推荐上军校、提干；再后来，结婚、育女，一步，一步，自然得像是行云流水。
杨文汉的爱人是他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学习时的同学，通情达理，宽厚待人。她知道二叔以前对待杨文汉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尽心，所以对待二叔也像对待自己的婆婆一样亲近。
二叔第一次到北京来，是在杨文汉结婚之后不久。
杨文汉小两口星期天陪着二叔玩了一天，上午去了颐和园，二叔说：“这么好的一片地方，不种庄稼，只栽草种树，真可惜！”下午去了动物园，二叔说：“这么多马和牛，不拉犁、不拖车，天天养着它们，白白浪费草料！”
二叔最不习惯的事是在城里边动一动就要花钱：“喝一碗茶水就要花七毛钱，这日子让人怎么过？”
“一碗茶不是七毛钱，是两毛钱。”杨文汉纠正他。
二叔脖子一挺，说：“怎么不是七毛钱，我喝一碗茶水花两毛钱，上厕所去撒了一泡尿，看厕所的老头又找我要了五毛钱，加在一起不是七毛钱吗？我不喝那碗茶水也不会去撒那泡尿！”
自从那天出去之后，二叔就再也不想再出去了。第四天就说住在城里憋得慌，催着杨文汉给他买火车票回家。
此后的很多年，二叔除了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来过一次以外，其他时间就再也没有再到北京来过。
“提前连个电话都不打，不知道二叔这次突然到北京来究竟有什么事？”杨文汉心里边想边朝招待所的方向走，一抬头，远远地看见方秘书正站在招待所的大门口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