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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七十四章 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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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问吕夷简现在最后悔的是什么,郭皇后,不是说不废郭皇后,必须要废除,但可以做得更谨慎一点,那么就不会招来那么多争议。甚至可以将他的许多国策逐一落实……

    对比范仲淹的十条,再对比吕夷简的八条,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贿、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

    谁更有针对性,谁更容易落实,谁更分清主次轻重?

    但做比不做好,郑朗对庆历新政不反感,远达不到范仲淹想要的目标,但它本身不恶,也改良部分宋朝的弊端,又给后人带来反思……错的不是变法本身,而是人!

    韩琦的不团结,后来人就看到了,想要实现目标,不能象韩范那样玩,那么怎么办,严密的抱成团,形成真正的党,不管对方是对是错,一律打压,更大的党争在后面。欧阳修一篇妙文又给党正名……

    遗害的不是赵祯朝,而是赵顼朝。

    对比吕夷简的做法,再看君子党是怎么做的?

    欧阳修连上三封书奏,吕夷简为陛下宰相,使四郊多难,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纪纲大溃,二十几年,坏乱天下,独享人臣大富贵,却给陛下留下天下大忧患。夷简罪恶满盈,事迹彰着,一直不败亡,是因为在位之日,专夺主权,胁制中外,人人害怕,不敢发难。及其疾病,天下臣庶皆喜奸邪为天而废。

    真敢说,郑朗弹劾郭劝与杨偕都从来没有用过这样激烈的语言,人老了,国事又多,身体不行,又累,于是生病,但欧阳修说是上天使吕夷简生病的。

    又说陛下自吕夷简去后,进用贤才。忧勤政务,没有发吕夷简平生罪恶,是陛下保全,免污朝名。陛下不负夷简。而夷简上负朝廷。然臣犹恐夷简不识廉耻,受国家过份恩泽,其子弟,皆因为父亲侥幸,恩典已极。可是边境多事,外面臣僚辛苦,未曾转官。岂可使奸邪巨蠹之家,贪赃不法子弟不住加恩。其子弟,请不议恩典!

    看到没有!

    所以吕夷简看到身体支持不下去,一让再让,这是何等的嗅觉。若不让,他的几个儿子能让君子们撕吃了。实际说来说去,例如吕公著与欧阳修关系还是不错的,然而他是吕夷简的儿子。所以欧阳修绝不放过!这便是吕夷简忽然蔫了的真正原因。

    赵祯不报。

    不仅他清楚吕夷简的为人,郑朗与赵祯也评述过吕夷简,很公正。德操是小人,但为臣却是良臣,这些年做宋朝的管家做得真不错,赵祯也同意。就是现在有大事决策不下来的时候,赵祯还时常派人问一问吕夷简,这才心安。

    况且吕公著便是郑朗的学生,因为郑朗,赵祯将王安石从状元降至探花,心中一直很愧疚,郑朗几个学生当中。赵祯也认为王安石与司马光有才气,可德操还是最喜吕公著,一个很温和的青年,为何要处理?

    欧阳修再上书,国家有诏令,官吏不能遵行。原因是朝廷自坏法,朝廷不能自信,则谁肯信而行之?去年十月,曾有臣僚言,今后大臣厮扑(门客)不得奏荐班行,敕旨颁下,才三四月,却用吕夷简仆人袁宗二人为奉职……

    对门客宋朝人称呼为谦客,更下等的仆役称为谦人,但欧阳修说厮扑,说仆人,这是很恶毒的骂人话。赵祯让欧阳修吵得头痛,贬袁宗二人官职。

    欧阳修又进第三篇奏折,闻近日吕夷简频有密奏,自御药院暗入文字,不知可有此事?是有的,赵祯是为了保护吕夷简,也是怕言臣闹,若有什么疑难的国政,于是打着让御药院的御医去吕家替吕夷简诊断病情的借口,询问国政。

    怎么办呢,让着一点吧。

    臣以为吕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不能为陛下外消兵革,内安百姓,致使二敌交结,中国忧危,兵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刑赏不中,朝廷纪纲,几至大坏。筋力已衰,神识昏耗,岂能更与国家事?他身体好的时候都让国家败坏如此,况且在病中?夷简病废,应当闭门自守,不交人事,若有报国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国政之臣,共同商议,岂可暗入文字,惑乱圣听?他自动遗忘,本来赵祯是有此意的,虽让吕夷简罢相,但着吕夷简参议军国大政,可被君子党们一篇篇奏折,将这个权利也拿下。总之,欧阳修比较笨拙,倒是史上的司马光言不合行,玩得才叫炉火纯青,这都是欧阳修带来的榜样力量。况且吕夷简患瘫风,手足不能动,有奏疏必难自己书写,其子弟辈若有不肖之人,可能作伪,或者漏泄,于体不合。臣闻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让中外群臣各伺其职,不可令无功已退之臣,转相眩惑。

    吕夷简听到三封奏折后,将吕公著喊进卧室,说道:“著儿,你昔日说我打压异已,做得不对,可看到今天的朝堂?”

    吕公著迟疑地说:“对事不对人……”

    吕夷简一笑,说道:“真要对事不对人,老夫倒也罢了。不过你先生倒很是想仅对事,而不对人……所以诸人弹劾老夫,老夫心中多有不平,但唯有郑朗弹劾老夫,老夫虽困窘,但没有生气。可是事是人做的,想对事而不对人,是何其的艰难。他虽撰写中庸,还没有真正悟出中庸之学的奥义。你将他这本中庸再看看,多想一想。”

    “先生没有写……”

    “他没有想出来,怎么能书写,不过老夫听他的仁义,说了仁与义,利己与利他,人性善恶,颇为欣赏。正是因为这种中庸,老夫才再三在陛下面前推荐举此子。若论才华,范仲淹与韩琦那一人没有才华,然缺少这种中庸之道,所以不能担当国家大任。可惜老夫看到此书,悟通此书,也为时颇晚,否则能做得更好。”

    孔夫子没有多写中庸方面的东西,那个中庸是夫子后人所撰。但中庸之道贯彻着夫子精神。这个中庸不是难得糊涂,而是一种调节,从易经到论语,再到礼记。多处能看到这种调节的存在,有人将它列为三分,但三分仅是中庸的一部分,其实分析起来,真的很浩大。宋朝文人隐隐察觉出来,朱熹曾仔细论述,可没有将它的真实面貌写出来。过了宋朝,儒学沦为教条的八股文章,就很少有人认真反思了。直到后世,一些人将中庸翻出来,可写得也不大正确。

    真正详细而合理论述中庸,郑朗乃是前后世第一人。

    年少,还是没有写好它,比如就事论事。这是好的,利于公正的评价一件事正确与否,这隐然有上古士大夫的精神。但是人,总有自己的眼光,例如李世民,用人之道有几人及李世民,魏征在世时,将魏征当作镜子,及候君集谋反,要挖魏征的坟墓,及高丽让国家元气大伤,又后悔自己不听魏征的话。这便是以人论事。

    以人论事。会带着偏面观,欧阳修他们更是以人论事,这是倒退。可又有谁能做到真正的以事论事?

    就象利他主义者,极端的利他主义者与以事论事,皆会带来不好的负作用,不过人的内心自私一面始终占据主流。所以社会需要雷锋,需要利他主义者,需要以事论事,这是一种调节之道。

    再延而伸之,集权主义国家容易产生**,那么想办法使政权透明化,让社会与百姓监督,减轻专权所带来的**,那么集权国家的好处便能发挥出来,若有什么国策,因为少了争议,更利于执行。

    若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两党争执,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情况会少一点,可因为争执,不利于执行国策,那么想办法使争执减轻,转向互相监督作为,但在议论国事上不能攻击对手,团结一致,那么民主制所带来的相应清廉便能发挥出更大的优势。

    再比如宋朝的冗官与臃肿,虽然预防权臣产生,官场风气比其他朝代略好一点,但政令不畅,那么尽量的精兵简政,使政令畅通无阻。宋朝庞大的监督系统更能发挥良性作用。

    这就是中庸之道。

    有的郑朗察觉出来,但还没有系统的想,有的还没有想到。

    吕夷简便想到这个以事论事。

    “父亲大人,你是说虽以人论事,但最好偏向于以事论事?”

    “著儿,你终于想明白哪,老父便是这个意思。世上没有绝对的事物,老夫忽然想到郑朗所说的法度,法便是框架,是面,度是在面里的调节,是点,但这个点不是绝对不动的。”

    吕公著听了有些头晕,吕夷简又说道:“以事论事与以人论事比法度更复杂,以事论事是好的,可事情是人做出来的,因此以人论事是法,以论事论是度。但欧阳修这些人将它颠倒过来,你说阴阳颠倒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是老夫以前也没有这么暴戾啊。著儿,虽中庸你也参与撰写,可延伸出来的东西,你先生没有写出来,你们当时年幼更不会想到。好好想一想,一旦将它真正悟通,那么就可以做大半个贤相了。”

    “是。”

    “替我写一份辞呈吧,说我病老,请陛下放过我,让我真正致仕,闭门不问政事。写得委婉一点,要让陛下知道允我真正致仕,是对我的保护。”

    “喏,”吕公著开始书写辞呈。

    吕夷简无所谓,关健是为了他几个儿子着想,若不退让,马上这些君子们就要狠狠踩自己的四个儿子。四个儿子未成长起来,一旦让欧阳修等人弄得身败名裂,以后仕途会彻底结束。

    赵祯看到吕夷简的辞呈,心中五味杂陈,授吕夷简太尉致仕,朝朔望及大朝会,并缀中书门下班。后面的是肯定,实际吕夷简最后一点权利全部收了回去。

    欧阳修大喜过望,但没有完,于朝会上又盯着一人,枢密副使任中师。吕夷简倒任布,于是荐任中师才不在任布下,这才召为枢密副使。欧阳修会不会放过此人。

    老任乃是一个老好人,看到欧阳修眼光不善,于是上书道:“臣老矣,家本是曹州人,请求陛下让臣知曹州,得养晚年。”

    欧阳修,你别看我,俺自己退,省得你将我泼了一身脏水后下台。

    欧阳修开心了,但他正一步步将新政推向无底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