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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碗清汤荞麦面】（1989.11）
(日本)玲木立夫
一
对于面馆来说，生意最兴隆的日子，就是大年除夕了。
北海亭每逢这一天，总是从一大早就忙得不可开交。不过，平时到夜里12点还熙攘热闹的大街，临到除夕，人们也都匆匆赶紧回家，所以一到晚上10点左右，北海亭的食客也就骤然稀少了。当最后几位客人走出店门就要打烊的时候，大门又发出无力的“吱吱”响声，接着走进来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妇人。两个都是男孩，一个6岁，一个10岁的样子。孩子们穿着崭新、成套的运动服，而妇人却穿着不合季节的方格花呢裙装。
“欢迎！”女掌柜连忙上前招呼。
妇人嗫嚅地说：“那个……清汤荞麦面……就要一份……可以吗？”
躲在妈妈身后的两个孩子也担心会遭到拒绝，胆怯地望着女掌柜。
“噢，请吧，快请里边坐。”女掌柜边忙着将母子三人让到靠暖气的第二张桌子旁，边向柜台后面大声吆喝，“清汤荞麦面一碗——！”当家人探头望着母子，也连忙应道：“好咧，一碗清汤荞麦面——！”他随手将一把面条丢进汤锅里后，又额外多加了半把面条。煮好盛在一个大碗里，让女掌柜端到桌子上。于是母子三人几乎是头碰头地围着一碗面吃将起来，“咝咝”的吃吸声伴随着母子的对话，不时传至柜台内外。
“妈妈，真好吃呀！”兄弟俩说。
“嗯，是好吃，快吃吧。”妈妈说。
不大功夫，一碗面就被吃光了。妇人在付饭钱时，低头施礼说：“承蒙关照，吃得很满意。”这时，当家人和女掌柜几乎同声答说：“谢谢您的光临，预祝新年快乐！”
二
迎来新的一年的北海亭，仍然和往年一样，在繁忙中打发日子，不觉又到了大年除夕。
夫妻俩这天又是忙得不亦乐乎，10点刚过，正要准备打烊时，忽听见“吱吱”的轻微开门声，一位领着两个男孩的妇人轻轻走进店里。
女掌柜从她那身不合时令的花格呢旧裙装上，一下就回忆起一年前除夕夜那最后的一位客人。
“那个……清汤面……就要一份……可以吗？”
“请，请，这边请。”女掌柜和去年一样，边将母子三人让到第二张桌旁，边开腔叫道，“清汤荞麦面一碗——！”
桌子上，娘儿仨在吃面中的小声对话，清晰地传至柜台内外。
“真好吃呀！”
“我们今年又吃上了北海亭的清汤面啦。”
“但愿明年还能吃上这面。”
吃完，妇人付了钱，女掌柜也照例用一天说过数百遍的套话向母子道别：“谢谢光临，预祝新年快乐！”
在生意兴隆中，不觉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除夕夜。北海亭的当家人和女掌柜虽没言语，但9点一过，二人都心神不宁，时不时地倾听门外的声响。
在那第二张桌上，早在半个钟头前，女掌柜就已摆上了“预约席”的牌子。
终于挨到10点了，就仿佛一直在门外等着最后一个客人离去才进店堂一样，母子三人悄然进来了。
哥哥穿一身中学生制服，弟弟则穿着去年哥哥穿过的大格运动衫。兄弟俩这一年长高了许多，简直认不出来了，而母亲仍然是那身褪了色的花格呢裙装。
“欢迎您！”女掌柜满脸堆笑地迎上前去。
“那个……清汤面……要两份……可以吗？”
“嗳。请，请，呵，这边请！”女掌柜一如既往，招呼他们在第二张桌子边就座，并若无其事地顺手把那个“预约席”牌藏在背后，对着柜台后面喊道：“面，两碗——！”
“好咧，两碗面——！”
可是，当家人却将三把面扔进了汤锅。
于是，母子三人轻柔的话语又在空气中传播开来。
“昕儿，淳儿……今天妈妈要向你们兄弟二人道谢呢。”
“道谢？……怎么回事呀？”
“因为你们父亲而发生的交通事故，连累人家8个人受了伤，我们的全部保险金也不够赔偿的，所以，这些年来，每个月都要积攒些钱帮助受伤的人家。”
“噢，是吗，妈妈？”
“嗯，是这样，昕儿当送报员，淳儿又要买东西，又要准备晚饭，这样妈妈就可以放心地出去做工了。因为妈妈一直勤奋工作，今天从公司得到了一笔特别津贴，我们终于把所欠的钱都还清了。”
“妈妈，哥哥，太棒了！放心吧，今后，晚饭仍包在我身上好了。”
“我还继续当业余送报员！小淳，我们加油干哪！”
“谢谢……妈妈实在感谢你们。”…
这天，娘儿仨在一餐饭中说了很多话，哥哥进得了“坦白”：他怎样担心母亲请假误工，自己代母亲去出席弟弟学校家长座谈会，会上听小淳如何朗读他的作文《一碗清汤荞麦面》。这篇曾代表北海道参加了“全国小学生作文竞赛”的作文写道，父亲因交通事故逝世后留下一大笔债务；妈妈怎样起早贪黑拼命干活；哥哥怎样当送报员；母子三人在除夕夜吃一碗清汤面，面怎样好吃；面馆的叔叔和阿姨每次向他们道谢，还祝福他们新年快乐。………
小淳朗读的劲头，就好像在说；我们不泄气，不认输，坚持到底！弟弟在作文中还说，他长大以后，也要开一家面馆，也要对客人大声说：“加油干哪，祝你幸福。……”
刚才还站在柜台里静听一家人讲话的当家人和女掌柜不见了。原来他们夫妇已躲在柜台后面，两人扯着条毛巾，好像拔河比赛各拉着一头，正在拚命擦拭满脸的泪水。……
三
又过去了一年。
在北海亭面馆靠近暖气的第二张桌子上，9点一过就摆上了“预约席”的牌了，老板和老板娘等呵、等呵，始终也未见母子三人的影子。转过一年，又转过一年，母子三人再也没有出现。
北海亭的生意越做越兴旺，店面进行了装修，桌椅也更新了，可是，靠暖气的第二张桌子，还是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
光阴荏苒，夫妻面馆北海亭在不断迎送食客的百忙中，又迎来了一个除夕之夜。
手臂上搭着大衣，身着西装的两个青年走进北海亭面馆，望着坐无虚席、热闹非常的店堂，下意识地叹了口气。
“真不凑巧，都坐满了……”
女掌柜面带歉意，连忙解释说。
这时，一位身着和服的妇人，谦恭地深深低着头走进来，站在两个青年中间。
店内的客人一下子肃静下来，都注视着这几位不寻常的客人。只听见妇人轻柔地说：“那个……清汤面，要三份，可以吗？”
一听这话，女掌柜猛然想起了那恍如隔世的往事——在那年除夕夜，娘儿仨吃一碗面的情景。
“我们是14年前在除夕夜，三口人吃一碗清汤面的母子三人。”妇人说道，“那时，承蒙贵店一碗清汤面的激励，母子三人携手努力生活过来了。”
这时，模样像是兄长的青年接着介绍说：“此后我们随妈妈搬回外婆家住的滋贺县。今年我已通过国家医师考试，现在是京都医科大学医院的医生，明年就要转往札幌综合医院。之所以要回札幌，一是向当年抢救父亲和对因父亲而受伤的人进行治疗的医院表示敬意；再者是为父亲扫墓，向他报告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我和没有开成面馆而在京都银行工作的弟弟商量，我们制订了有生以来最奢侈的计划——在今年的除夕夜，我们陪母亲一起访问札幌的北海亭，再要上三份清汤面。”
一直在静听说话的当家人和女掌柜，眼泪刷刷刷地流了下来。
“欢迎，欢迎，……呵，快请。喂，当家的，你还愣在那儿干嘛？！2号桌，三碗清汤荞麦面——！”
当家人一把抹去泪水，欢悦地应道：
“好咧，清汤荞麦面三碗——！”
7.【手表】
外婆的礼物太棒了，你猜也猜不到昨天晚上，我放学回来以后，邮递员来了。他给我带来一个包裹，里面是外婆给我的礼物。这个礼物可了不得啦，保证你猜也猜不到：是一只手表！太棒了！小朋友们又要眼馋了。爸爸还没有回家，因为今天晚上他要在单位吃饭。妈妈教我给表上弦，然后把表给我戴在手腕上。幸好今年我已经学会看钟点了，不像去年小的时候。要是还像去年一样，我就老得问别人：“我的手表几点了？”那可就太麻烦了。我的手表可好玩了，那根长针跑得最快，还有两根针要仔仔细细看好久，才能看它们动一点儿。我问妈妈长针有什么用，妈妈说，在煮鸡蛋的时候，长针可有用了，它能告诉我们鸡蛋煮熟了没有。
7点32分，我和妈妈围着桌子吃饭。太可惜了，今天没有煮鸡蛋。我一边吃饭一边看我的手表。妈妈说汤要凉了，叫我快点儿吃。长针只转了两圈多一点儿，我就喝光了汤。7点51分，妈妈把中午剩的蛋糕端来了。7点58分，我们吃完了。妈妈让我玩一会儿，我把耳朵贴在手表上，听里面发出的滴答声。8点15分，妈妈叫我上床睡觉。我真开心，差不多和上次给我钢笔的时候一样开心。那次弄得到处都是墨水。我想戴着手表睡觉，可妈妈说这样对手表不好。我就把手表放在床头桌上，这样只要我一翻身就能看到它。8点38分，妈妈把电灯关了。
咦，太奇怪了！我的手表上的数字和指针在夜里发光哪！现在，要是我想煮鸡蛋也用不着打开电灯。我睡不着，就这样一直看着我的手表。后来，我听见大门开了：是爸爸回来了。我可高兴了，因为我能给他看看外婆给我的礼物。我下了床，把手表戴好，从房间里跑出来。
我看见爸爸正踮着脚上楼梯。“爸爸，”我大声说，“看看外婆给我的礼物，多漂亮呀！”爸爸吓了一大跳，差一点从楼梯上摔下去。“嘘，尼古拉，”他对我说，“嘘，你要把妈妈吵醒了！”灯亮了，妈妈从房间里走出来，“他妈妈已经醒了！”妈妈对爸爸说，样子不太高兴。她问爸爸吃什么吃了这么长时间。“啊，得了，”爸爸说，“还不算太晚嘛。”
“现在是11点58分。”我很得意，因为我很喜欢给爸爸妈妈帮忙。
“你妈妈可真会送东西。”爸爸对妈妈说。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说我母亲，何况孩子还在这儿呢。”妈妈满脸不高兴地说，然后叫我上床去乖乖睡一大觉。
我回到我的屋子，听到爸爸和妈妈又讲了一会儿话。12点14分，我开始睡觉了。
5点7分，我睡醒了。天开始亮了。真可惜，我手表上的字不那么亮了。我用不着急着起床，今天不上课。可是我想，我说不定能帮爸爸的忙：爸爸说他的老板老是怪他上班迟到。我又等了一会儿，到了5点12分，我走进爸爸和妈妈的屋子里，大声喊：“爸爸，天亮了！你上班又要迟到了！”爸爸又吓了一大跳，不过，这里比楼梯上保险多了，因为在床上是摔不下去的。可是，爸爸气坏了，就像真地摔下去一样。妈妈也一下子醒了。
“怎么啦？怎么啦？”妈妈问。
“又是那只表，”爸爸说，“好像天亮了。”
“是的，”我说，“现在是5点15分，马上就要到16了。”
“真乖，”妈妈说，“快回去睡觉吧，现在我们已经醒了。”
我回去上床了。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动。我在5点47分、6点18分和7点2分连着又去了三次，爸爸和妈妈最后才起床了。
我们坐在桌旁吃早饭。爸爸冲妈妈喊：“快一点儿，亲爱的，咖啡再不来，我就要迟到了。我已经等了5分钟了。”
“是8分钟。”我说。
妈妈来了，不知为什么直看我。她往杯子里倒咖啡的时候洒到了台布上，她的手发抖了。妈妈可不要生病啊。
“我今天早些回来吃午饭，”爸爸说，“去点个卯。”
我问妈妈什么叫“点个卯”。妈妈让我少管这个，到外面去玩。我第一次觉得想上学了，我想让小朋友们看看我的手表呢。在学校里，只有杰弗里带来过一次手表。那只表是他爸爸的，很大，有盖子和链子，可好玩了。不过，好像家里不许他拿，这家伙惹祸了。那以后，再也没见到大手表。杰弗里跟我们说，他屁股挨了一顿揍，差一点再也见不着我们了。
我去找阿尔赛斯特，他家离我家不远。这家伙是个胖子，可能吃了。我知道他起床很早，因为早饭他要吃好长时间。
“阿尔赛斯特！”我站在他家大门口喊，“阿尔赛斯特！有好东西给你看！”
“阿尔赛斯特出来了，手里拿着面包，嘴里还咬着一个。
“我有一只手表了！”说完，我把胳臂举到他嘴里的面包旁边。阿尔赛斯特斜眼看了看，又咽了一口，才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的表走得可准了，它有一根专门用来煮鸡蛋的针。而且，它晚上还能发光呢。”我告诉阿尔赛斯特。
“那表的里头呢，是啥？”阿尔赛斯特问。
“这个，我忘了看啦。”
“先等我一会儿。”阿尔赛斯特说着跑进屋里去了。出来的时候，他又拿了一只面包，还有一把铅笔刀。
“把你的表给我，”阿尔赛斯特对我说，“我用铅笔刀把它打开。我知道怎么开，我已经开过爸爸的手表了。”
我把手表递给阿尔赛斯特，他就用铅笔刀干起来了。我真怕他把我的手表给弄坏了，就对他说：“把手表给我吧。”
可阿尔赛斯特不肯，他伸着舌头，想把手表打开，我上去想把手表抢回来。刀子一滑，碰上了阿尔赛斯特的手指，阿尔赛斯特一叫，手表开了，跟着又掉到地上，那时正好是9点10分。等我哭着回到家，还是9点10分，手表不走了。妈妈抱住我，说爸爸会想办法的。
爸爸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妈妈把表给了他。爸爸拧拧小钮。他瞅瞅妈妈，瞅瞅手表，又瞅瞅我，对我说：“听着，尼古拉，这只手表没法儿修了，不过你还能用它玩。这样反而更好，再也不用为它担心了，它总是和你的小胳臂一样好看。”
他的样子很高兴，妈妈也那么高兴，于是我也一样高兴了。
现在，我的手表一直是4点钟：这个时间最好，是吃巧克力夹心小面包的时间。一到晚上，表上的字还能闪光。
外婆的礼物真了不起。
8.【向中国人脱帽】（1992.12）
钟丽思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入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顶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拇指。
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么？”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你的问题。”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验，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
“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飘。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地感受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着三个人来回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对面那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授和全班同学一起，都转了脸去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正视了我，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来：“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话音才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一片松动椅子的咔咔声。
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递来一句话：“您走遍了中国么？”“除台湾省外，先生。”
“为什么您不去台湾呢？”“政府不允许，先生。”
“那么，”教授将屁股放了一边在讲台上，搓搓手看我。“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教室里又有了笑声。教授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之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如今？”“教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说，也朝着他笑，“我没有那种权力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难题的资格。”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对话课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顺理成章地接了我的话去：“我想，您不会否认邓老先生该是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如今摆在邓老先生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的。”
教授浓浓的眉毛如旗般展了开来升起：“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呢，在邓老先生的桌面上？”“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最迫切需要考虑的。”
教授将他另一边屁股也挪上讲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依然对我穷究下去：“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
我突然一下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儿发痒，狠狠用眼戳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站了起来对他说，一字一字地：“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
教授倏地离了讲台向我走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笑容很灿烂。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国家的。”然后，他两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出了教室，台湾同胞与我并排儿走。好一会儿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说：“一起喝杯咖啡好吗？”
9.【夏令营中的较量】(1993.11)
孙云晓
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来到了内蒙古,与30名中国孩子一起举行了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
A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
在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当年放牧的乌兰察布盟草原,中日两国孩子人人负重20公斤,匆匆前进着。他们的年龄在11—16岁之间。根据指挥部的要求,至少要步行50公里路,而若按日本人的计划,则应步行100公里!
说来也巧,就在中国孩子叫若不迭之时,他们的背包带子纷纷断落。产品质量差给他们偷懒制造了极好的理由。他们争先恐后地将背包扔进马车里,揉揉勒得酸痛的双肩,轻松得又说又笑起来。可惜,有个漂亮女孩背的是军用迷彩包,带子结结实实,使她没有理由把包扔进马车。男孩子背自己的包没劲儿,替女孩背包不但精神焕发,还千方百计让她开心。他们打打闹闹,落在了日本孩子的后面。尽管有男孩子照顾,这位漂亮女孩刚走几里路就病倒了,蜷缩一团瑟瑟发抖,一见医生泪如滚珠。于是,她被送回大本营,重新躺在席梦思床上,品尝着内蒙古奶茶的清香。
日本孩子也是孩子,也照样生病。矮小的男孩子黑木雄介肚子疼,脸色苍白,汗球如豆。中国领队发现后,让他放下包他不放,让他坐车更是不肯。他说:“我是来锻炼的,当了逃兵是耻辱,怎么回去向教师和家长交待?我能挺得住,我一定要走到底!”在医生的劝说下,他才在草地上仰面躺下,大口大口地喘息。只过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继续前进了。
B日本家长乘车走了,只把鼓励留给发高烧的孙子;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路段把儿子拉上车。
下午,风雨交加,草原变得更难走了,踩下去便是一脚泥水。
当晚7点,队伍抵达了目的地———大井梁。孩子们支起了十几顶帐逢,准备就地野炊和宿营。内蒙古的孩子生起了篝火。日本孩子将黄瓜、香肠、柿子椒混在一起炒,又熬了米粥,这就是晚餐了。日本孩子先礼貌地请大人们吃,紧接着自己也狼吞虎咽起来。倒霉的是中国孩子,他们以为会有人把饭送到自己面前,至少也该保证人人有份吧,可那只是童话。于是,有些饿着肚子的中国孩子向中国领队哭冤叫屈。饭没了,屈有何用?
第二天早饭后,为了锻炼寻路本领,探险队伍分成十个小组,从不同方向朝大本营狼宿海前进。在茫茫草原上,根本没有现成的路,他们只能凭着指南针和地图探索前进。如果哪一组孩子迷失了方向,他们将离大队人马越来越远,后果难以预料。
出发之前,日本宫崎市议员乡田实先生驱车赶来,看望了两国的孩子。这时,他的孙子已经发高烧一天多,许多人以为他会将孩子接走。谁知,他只鼓励了孙子几句,毫不犹豫地乘车离去。这让人想起昨天发生的一件事:当发现道路被洪水冲垮时,某地一位少工委干部马上把自己的孩子叫上车,风驰电掣地冲出艰难地带。
中日两位家长对孩子的态度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常常抱怨中国的独生子女娇气,缺乏自立能力和吃苦精神,可这板子该打在谁的屁股上呢?
C日本孩子吼声在草原上震荡。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中日两国孩子胜利抵达了目的地狼宿海。
当夏令营宣告闭营时,宫崎市议员乡田实先生作了总结。他特意大声问日本孩子:“草原美不美?”
77个日本孩子齐声吼道:“美!”“天空蓝不蓝?”
“蓝!”“你们还来不来?”“来!”
这几声狂吼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天哪!这就是日本人对后代的教育吗?这就是大和民族精神吗?当日本孩子抬起头时,每个人的眼里都闪动着泪花。
在这群日本孩子身后,站着的是他们的家长乃至整个日本社会。
据悉,这次由日本福冈民间团体组织孩子到中国探险的活动得到日本各界的广泛支持。政府和新闻机构、企业不仅提供赞助,政界要员和企业老板还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参加探险队。许多教授、工程师、医生、大学生、小学教师自愿参加服务工作。活动的发起者、该团体的创始人河边新一先生与其三位女儿都参加了探险队的工作。他们的夏令营向社会公开招生,每个报名的孩子需交纳折合7000元人民币的日元。一句话,日本人愿意花钱送孩子到国外历险受罪。
D中国孩子的表现在我们心中压上沉甸甸的问号。
日本人满面笑容地离开中国,神态很轻松,但留给中国人的思考却是沉重的。
刚上路时,日本孩子的背包鼓鼓囊囊,装满了食品和野营用具;而有些中国孩子的背包却几乎是空的,装样子,只背点吃的。才走一半路,有的中国孩子便把水渴光、干粮吃尽,只好靠别人支援,他们的生存意识太差!
运输车陷进了泥坑里,许多人都冲上去推车,连当地老乡也来帮忙。可有位少先队“小干部”却站在一边高喊“加油”,当惯了“官儿”,从小就只习惯于指挥别人。
野炊的时候,凡是又白又胖抄着手啥也不干的,全是中国孩子。中方大人批评他们:“你们不劳而获,好意思吃吗?”可这些中国孩子反应很麻木。
在咱们中国的草原上,日本孩子用过的杂物都用塑料袋装好带走。他们发现了百灵鸟蛋,马上用小木棍围起来,提醒大家不要踩。可中国孩子却走一路丢一路东西……
短短的一次夏令营,暴露出中国孩子的许多弱点,这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的问题。第一,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要培养的是什么人?光讲大话空话行吗?每个民族都在培养后代,日本人特别重视生存状态和环境意识,培养孩子的能力加公德;我们呢?望子成龙,可是成什么龙?
我们的爱心表现为让孩子免受苦,殊不知过多的呵护可能使他们失去生存能力。日本人已经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第二,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还面临一个怎样培养孩子的问题。是布道式的,还是野外磨练式的?敢不敢为此承担一些风险和责任?许多人对探险夏令营赞不绝口,可一让他们承办或让他们送自己的孩子来,却都缩了回去,这说明了什么呢?
是的,一切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都值得想一想,这个现实的矛盾说明了什么。
全球在竞争,教育是关键。假如,中国的孩子在世界上不具备竞争力,中国能不落伍?
10.【把信带给加西亚】（1998.1）
艾尔伯特·哈伯特
这篇短文，发表于1899年。
这篇文章，几乎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把它翻译出来。
在一切有关古巴的事物中，有一个人最让我忘不了。当美西战争爆发后，美国必须立即跟西班牙的反抗军首领加西亚取得联系。加西亚在古巴丛林的山里——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地点，所以无法带信给他。美国总统必须尽快地获得他的合作。
怎么办呢?
有人对总统说：“有一个名叫罗文的人，有办法找到加西亚，也只有他才找得到。”
他们把罗文找来，交给他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关于那个名叫罗文的人，如何拿了信，把它装进一个油纸袋里，封好，吊在胸口，3个星期之后，徒步走过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把那封信交给加西亚——这些细节都不是我想说明的。我要强调的重点是：美国总统把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交给罗文；而罗文接过信之后，并没有问：“他在什么地方?”
像他这种人，我们应该为他塑造不朽的雕像，放在每一所大学里。年轻人所需要的不只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也不只是聆听他人种种的指导，而是要加强一种敬业精神，对上级的托付，立即采取行动，全心全意去完成任务——“把信带给加西亚”。
加西亚将军已不在人间，但现在还有其他的加西亚。凡是需要众多人手的企业经营者，有时候都会因一般人无法或不愿专心去做一件事而大吃一惊。懒懒散散、漠不关心、马马虎虎的做事态度，似乎已经变成常态；除非苦口婆心、威逼利诱地叫属下帮忙，或者，除非奇迹出现，上帝派一名助手给他，没有人能把事情办成。
不信的话我们来做个试验：你此刻坐在办公室里——周围有6名职员。把其中一名叫来，对他说：“请帮我查一查百科全书，把某某的生平做成一篇摘录。”
那个职员会静静地说：“好的，先生。”然后就去执行吗?
我敢说他绝不会，反而会满脸狐疑地提出一个或数个问题：
他是谁呀?
他过世了吗?
哪套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放在哪儿?
这是我的工作吗?
为什么不叫查理去做呢?
急不急?
你为什么要查他?
我敢以十比一的赌注跟你打赌，在你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解释了怎么样去查那个资料，以及你为什么要查的理由之后，那个职员会走开，去找另外一个职员帮助他查某某的资料，然后，会再回来对你说，根本查不到这个人。真的，如果你是聪明人，你就不会对你的“助理”解释，某某编在什么类，而不是什么类，你会满面笑容地说：“算啦。”然后自己去查。这种被动的行为，这种道德的愚行，这种心灵的脆弱，这种姑息的作风，有可能把这个社会带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危险境界。如果人们都不能为了自己而自动自发，你又怎能期待他们为别人采取行动呢?
你登广告征求一名速记员，应征者中，十之八九不会拼也不会写，他们甚至不认为这些是必要条件。这种人能把信带给加西亚吗?
在一家大公司里，总经理对我说：“你看那职员。”
“我看到了，他怎样?”
“他是个不错的会计，不过如果我派他到城里去办个小差事，他可能把任务完成，但也可能就在途中走进一家酒吧，而当他到了闹市区，可能根本忘了他的差事。”
这种人你能派他送信给加西亚吗?
近来我们听到了许多人，为“那些为了廉价工资工作而又无出头之日的工人”以及“那些为求温饱而工作的无家可归人士”表示同情，同时把那些雇主骂得体无完肤。
但从没有人提到，有些老板一直到年老，都无法使有些不求上进的懒虫做点正经的工作，也没有人提到，有些老板长久而耐心地想感动那些当他一转身就投机取巧的员工。在每个商店和工厂，都有一个持续的整顿过程。公司负责人经常送走那些显然无法对公司有所贡献的员工，同时也吸引新的进来。不论业务怎么忙碌，这种整顿一直在进行着。只有当公司不景气，就业机会不多，整顿才会出现较佳的成绩——那些不能胜任，没有才能的人，都被摈弃在就业的大门之外，只有最能干的人，才会被留下来。为了自己的利益，使得每个老板只保留那些最佳的职员——那些能把信带给加西亚的人。
我认识一个极为聪明的人，他没有自己创业的能力，而对别人来说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价值，因为他老是疯狂地怀疑他的雇主在压榨他，或存心压迫他。他无法下命令，也不敢接受命令。如果你要他带封信给加西亚，他极可能回答：“你自己去吧。”
当然，我知道像这种道德不健全的人，并不会比一个四肢不健全的人更值得同情；但是，我们也应该同情那些努力去经营一个大企业的人，他们不会因为下班的铃声而放下工作。他们因为努力去使那些漠不关心、偷懒被动、没有良心的员工不太离谱而日增白发。如果没有这份努力和心血，那些员工将挨饿和无家可归。
我是否说得太严重了?不过，当整个世界变成贫民窟，我要为成功者说几句同情的话——在成功机会极小之下，他们导引别人的力量，终于获得了成功；但他从成功中所得到的是一片空虚，除了食物外，就是一片空无。我曾为了三餐而替人工作，也曾当过老板，我知道这两方面的种种甘苦。贫穷是不好的，贫苦是不值得推介的，但并非所有的老板都是贪婪者、专横者，就像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善良者。
我钦佩的是那些不论老板是否在办公室都会努力工作的人，我也敬佩那些能够把信交给加西亚的人。静静地把信拿去，不会提出任何愚笨问题，也不会随手把信丢进水沟里，而是不顾一切地把信送到。这种人永远不会被解雇，也永远不必为了要求加薪而罢工。文明，就是为了焦心地寻找这种人才的一段长远过程。这种人不论要求任何事物都会获得。他在每个城市、村庄、乡镇，以及每个办公室、商店、工厂，都会受到欢迎。世界上极需这种人才，这种能够把信带给加西亚的人。
来源：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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