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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规范不仅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而是本身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规范本身是实证的，实证本身是规范的。二者不存在并列的、外在的关系，因而也不存在谁补充谁的问题。在对称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规范性决定实证性，也决定其予测能力——予测能力不过是实证性的环节，但不是唯一环节——操作性也是实证性的必要环节。
关键词：实证性 规范性 操作性 事实 逻辑 价值
登高望远 规范与实证：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缩影
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缩影，实证经济学转化为规范经济学的逻辑必然性，应该通过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转化的历史必然性来说明。
规范经济学的方法是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就是用逻辑来说明历史，用历史来说明逻辑。
在本体论领域，实证性包含了规范性。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规范性则包含了实证性。由于本体论包含了历史观，所以总体上仍然实证性包含了规范性。本体论中的实证性包含规范性，就是通过社会科学领域中规范性包含实证性表现出来，后者是前者的环节。因此，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问题，虽然在经济学中属于规范的范畴，但同它们在本体领域属于实证的范畴并不矛盾。把合作看成是规范的，把竞争看成是实证的；把合作看成是非理性的，把竞争看成是理性的，没有科学依据。
把价值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到人与人的关系，把道德关系从人与人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与道德，经济学与伦理学就是重合的。当然，二者的合一有一个过程。只有从分散的小商品经济发展到大工业生产，从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发展到以合作为主，经济学才能从唯科学主义发展到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经济与道德、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才能得到统一。
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空间上、逻辑上并列的关系，而且是时间上前后交替的关系：配置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是工业经济的产物，而再生经济与规范经济学则是知识经济的结晶。配置经济与实证经济学、再生经济与规范经济学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配置经济时代，规范经济学也有立足之地。在地震等大自然灾害来临时，仅仅在有限资源的配置中，就不一定遵循西方经济学“理性人”、“经济人”的自利性原则；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度难关，甚至有不少人舍己救人，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去换取别人的生命，而在此期间并不是人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而是人的直接本能反应在起作用。在这里，有限资源的配置过程就显示了经济学的规范性、道德性。这根本上是由于，纯粹的配置不存在，配置过程也是再生过程——是价值再生过程，最起码是道德价值再生过程。
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从来就有也非一成不变的。在商品经济早期，制度变迁的作用并不明显；这时自由竞争与交通工具改进的作用占主导。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时期自由主义经济盛行的根本原因。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随着经济的主体化、系统化，迫切需要用上层（包括国家、制度、法律、规则）的作用来整合下层，使无序的经济活动有序化，分散的经济活动全息化、规模化，这时制度的作用才逐步占主导。制度变迁的背后，是生产方式的变迁。如果看不到制度变迁背后的生产方式变迁，把制度变迁凝固，是用非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这既不是规范的方法，也不是实证的方法。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的关系。
应该把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逻辑关系，放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历史关系中考察——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缩影，实证经济学转化为规范经济学的逻辑必然性，应该通过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转化的历史必然性来说明。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只有规范的才是实证的；而自我标榜“实证”的经济学则往往更像盲人摸象。
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的时代背景。这说明，虽然目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崇尚实证经济学、迄今实证经济学占主流、而规范经济学暂时还曲高和寡，但规范经济学取代实证经济学成为主流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人的主体性不同，人在经济中的地位不同，是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形成与区别的根本原因。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各自都是真理。这就是经济学的多元性。要把经济学的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使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流派与各自的参照系相对称。这就是经济史、经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虽然规范与实证是历史更替与逻辑交替的两种方法，但对这种更替过程的反思却只能运用规范的方法。实证的不一定是规范的，但规范的则一定是实证的——规范是对实证的相容和超越，是方法论发展的更高阶段，正好像与之对称的文化经济学是科学经济学发展的更高阶段一样。离开了规范性的实证性，只是相对的；只有包含在规范中的实证性，才是绝对的。
不但经济学有规范与实证之分，经济发展也有“规范”与“实证”之别。美国奴隶制的消灭，不是“实证”经济发展的必然，而是“规范”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产物，而是自由、公平与正义的道德要求。经济发展本身是规范的指导，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当然也应该是规范的。意识形态，往往就是这种“规范”的内在环节。
作为实证经济学的数理经济学是横断科学，规范经济学是纵深科学，纵深科学以知识运营为前提，知识运营以人类二次创业为背景。只有人类二次创业，知识运营在经济增长方式中占主导地位，使人的主体性在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才能使经济学由横断科学升华为纵深科学，才能使经济学由实证经济学转变为规范经济学。因此必须在人类经济发展的五度空间框架中观察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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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放在人类二次创业的历史背景与实践框架中来观察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才能对二者合理定位，并明确今后发展的方向。这就是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方法论。
诺贝尔奖经济学本身也显示出它的周期性；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学的实证性离不开规范性，规范性也蕴含了实证性。把诺奖周期中的某个环节抽取出来，直接宣告实证主义或规范主义的胜利，正好像把经济周期中的某个片段抽取出来建立模型一样，其结论是不可靠的。每个诺奖经济学都构成了人类经济认识大圆圈中的小圆圈或某个环节，但每个小圆圈都不能取代大圆圈，也不能把大圆圈归结于某个小圆圈。按诺奖数量在分支学科的比重来证明经济学更侧重实证性或规范性是不科学的。
所以，经济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哲学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经济学的发展从实证到规范，哲学的发展从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的分离到统一，是自然历史过程。每个学者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提出特定的思想与思想体系；在特定的历史参照系中，也许是正确的、合理的，但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无论是《资本论》，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例外。
两极相逢 思辨性与实证性的统一
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实证性之中，经济学的实证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经验主义认识论只能陷入经济领域的不可知论，从而走向实证性的反面。
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运用抽象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太平洋铁路对经济增长有无作用、作用大小，不是仅看某一条铁路的直接作用，也不仅仅看某一条铁路的替代品（如运河）的作用，而是运用抽象法，看到发达的交通的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对经济的作用，看到新的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要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因此，奴隶制的非人道性质，决定了即使其可以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必须被淘汰，而不是通过论证奴隶制的高效率，来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
所谓思辨与实证的统一，就是指：逻辑上正确的命题，在特定的参照系中，都是只可证实、不可证伪的绝对真理。思辨与实证的统一，是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哲学依据。
世界是可知的，思辨性与实证性是对称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思维与存在是对称的。这种对称之所以能做到思辨与实证的统一，是因为这种对称蕴含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意识、天与人之间的同一性。它们之间同一是绝对的，差异、对立与斗争是相对的。经济主体活动和经济规律是统一的，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对称哲学既是出世的形而上学，也是入世的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同人的存在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从具体科学到对称哲学、又从对称哲学到具体科学的发展，是历史的和逻辑的过程。思辨与实证统一的对称哲学的建立具有必然性；它的建立使人对经济的认识过程更自觉、更有效。
因此，只有思辨的、规范的才是实证的。只有对称的，才是思辨的。只有非线性的，才是对称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同复杂的、非线性的经济现象之间是不对称的；主观和客观相脱节，空洞的、片面的、低层次的“实证”，不能成为具体的真理，只能算学说。
科学是由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规律组成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对象是客观规律，内容是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科学规律和语言组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也即理论体系。而实验与经验属于同等层次的范畴，它们都是形成科学规律的对象、过程、中介与途径，而它们本身都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诚然，借助现代技术手段，科学实验可以浓缩经验，并形成直观经验难以形成的各种数据，但本身却仍然属于经验的层面，而并非等同于科学理论。同时，数据化意味着分析，而分析如果不能上升到综合，则破坏了直观经验的完整性，把完整的直觉变成各种理性的抽象。如果把这各种抽象当作科学本身，就将形成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果要把偏见上升到科学真理，必须综合，而综合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中国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就是这种方法。思辨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对称哲学，就是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经济学用信息不对称来定位人的“有限”理性，由此把人的经济行为定位为博弈，是把人的认识停留在感性层次，否认人的理性认识，否认人可以通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否认人可以通过有限信息，透过现象看本质，认识、把握、运用经济规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由于不能把握客观规律与人的理性的真谛，所以只能用所谓“时间序列”来标示经济规律。经济规律固然都要通过一定的时空结构体现出来，然而其中的有序性、重复性、普遍性恰恰就是规律的本质特征。不能从中抽象出“经济规律”这个范畴，停留在描述规律的外部特征，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表现。这是一种经验主义认识论，经验主义认识论只能陷入经济领域的不可知论，从而走向实证性的反面。
经济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知识市场经济主观性、主体性在经济规律中占主导，说明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实证性之中，经济学的实证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同样，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中，经济学的科学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妄图离开经济学的规范性寻找经济学的实证性，离开经济学的规范性寻找经济学的科学性，本身既不规范也不科学；其结果，是既无经济学的规范性又无经济学的实证性。
心想事成 用建构的方法认识世界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世界，就是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人就是通过创造科学规律来创造客观规律，通过创造客观规律来创造客观世界，通过创造客观世界来证明世界可知论。
作为认识对象的经济结构，取决于考察主体的思维结构。对称的思维结构可以建构对称的经济结构，既可以建构作为认识对象的经济结构，也可以建构作为主体活动对象的经济结构。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世界，就是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是相互建构、相互转化的。人就是通过创造科学规律来创造客观规律，通过创造客观规律来创造客观世界，通过创造客观世界来证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论、思辨与实证相统一的辩证法、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世界可知论。对称经济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通过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从而使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政策环境对称、和社会法制环境对称、和社会信息环境对称、和社会心理环境对称、和市场竞争环境对称，摆脱经济运行的困境，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协调有序发展。只有这样重新定位的经济学，才能解释幸福经济、快乐经济。只有这样重新定位的经济学，才能在经济学帝国实现智慧的碰撞、人格的升华、情感的交融。
经济客体与经济主体是相互建构的过程。建构的过程：客观事实→科学事实→科学定律→科学原理→科学本质。建构的手段：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灵感与顿悟、联想与想象、直观与直觉。建构的形式：能充分反映和表述宇宙对称关系、全息关系、复杂系统关系的自然语言。人工语言为自然语言服务。建构的方法：创造的方法——通过创造科学规律来创造客观规律的方法。
世界的可知性，就表现在科学规律的可创造性；人们就是通过创造科学规律来反映客观规律并进而创造客观规律的。主客体系统中各方面之间结合的无限性，决定了科学规律创造的必要性；逻辑检验的绝对可靠性，决定了科学规律创造的可能性。这就是科学规律创造的必然性。
客体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无限组合可以产生出无数的普遍规律，这本身即一条普遍规律。它决定了人们可以自由地、大胆地创造出无数的普遍规律，包括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前者是后者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证明——这说明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是完全统一的，客观规律也即思维规律，反之亦然。二者互相创造、互相印照；客体的建构和主体的建构、客观规律的创造和思维规律的创造是同一个过程。经济科学的创造过程是经验和理论、理性和非理性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
科学本质或科学规律，包括现有的客观本质、客观规律的反映和未来将有可能创造出来的客观本质、客观规律的反映。反映是先有客观本质、客观规律，后有科学本质和科学规律；创造是先有科学本质和科学规律，后有客观本质和客观规律。前者的科学本质和科学规律的形成与后者的科学本质和科学规律的形成是对称的。无论是科学本质还是科学规律，都是包含在概念体系（判断和推理及由以组成的体系）中的内容。
客体和主体、相对客体和相对主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科学理论既是以科学家这一相对主体为中心的这个过程的产物，又是以这个过程本身为对象，因而科学理论的内容——科学规律，同对象——客观规律是同构的；这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例如客体）同其他要素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有着一种全息关系。离开这个总体过程去寻找什么“纯客体”的信息，“纯客体”的反映，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个总体过程的反映也即对客体的反映，客体的创造过程同对客体的反映过程是一致的。
大道有名 规律本身是规范的
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创造性的、规范性的。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可以统一而且也应该统一。
经济客观规律本身是规范的。经济活动的最基本规律，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这个交换是一个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价值的产生、实现、转化的过程，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是人类理想的实现过程。知识经济就是知识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主导的经济，知识属于精神、意识的范畴。因此，意识和物质相比，意识为主导。知识经济以知识为主要的、直接的生产手段、生产目的。所以知识时代将是科学规律主导客观规律，科学范式主导经济模式，经济模式主导区域经济。
经济学科学规律本身是规范的。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经济学是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是以主体性为中心同科学性的统一。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创造性的、规范性的。思维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的相互建构原理、相互建构的基础与纽带说明：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科学，它的实证性与主体性、怎么样与是什么是内在一致的。经济学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规范性和实证性可以统一也应该统一。
经济学是科学尺度和逻辑尺度的统一。逻辑也是一种“规范”；规范的经济学论文其逻辑尺度和科学尺度是一致的。一篇规范的经济学论文（不管它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一个必要的前提是不能被人类现在所掌握的信息所证伪的：在理论上必须能自圆其说，不能被现有的逻辑证伪；必须能穷尽解释所涉及到的经济事物和经济现象；不能被人类已发现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所证伪；在特定参照系中，可以推断永远不会被人类新发现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所证伪。否则，就不叫经济科学论文，连发表的资格都没有。被主流经济学家津津乐道、顶礼莫拜、如获至宝、奉若神明的相当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的论文，都是一些不规范的论文：观点和方法无创意，未达到科研论文创新性的要求。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未达到科研论文科学性的要求。说是解决热点问题，却不能使人信服，而且还引起更大的争议，甚至产生误导作用，不符合科研论文价值性要求。所运用的数理方法和所推导出来的线性观点，对于需要系统方法的复杂经济工程无借鉴意义，不符合科研论文的可操作性要求。因此，对于这些经济作者来讲，都是一些应时之作；对于这些经济刊物来讲，发表这些论文纯粹是为了商业炒作。
经济学是科学尺度和主体尺度的统一。经济学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主体性、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部环节，工程方法是经济学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脚点。因此，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对称逻辑，就是经济学的逻辑——研究的逻辑与叙述的逻辑。
经济学是科学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性，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的主体性。无论是人类的主体性还是个人的主体性，都是善对恶的相容与超越的过程，而这种善对恶的相容与超越就是人类历史的进步过程。因此主体论与规律论是一致的，历史观与伦理学是一致的，社会的本质是建立在所有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主体性。所以社会的本质、人类的本质、个人的本质是一致的，经济学科学尺度和历史尺度是一致的。
由于人的本质是主体性，客观规律是只是前者的总计、总和、结论。主体性，既是科学的尺度，也是历史的尺度。经济学范式本身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从政治经济学范式向一般经济学范式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经济学中的历史尺度同科学性不是对立的；科学尺度本身就是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规律的组成部分。把经济学的历史尺度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没有事实依据与逻辑根据。科学尺度与历史尺度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立足点。
经济学是科学尺度和效益尺度的统一。效益与公平的内在一致性，说明科学与价值、实证与规范、规律与人道是合二而一的，经济学科学尺度和效益尺度是统一的。没有效益，没有真正的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真正的效益。弱肉强食不是真正的效率，平均主义不是真正的效益。帕累托最优不是效率第一，而是效益至上。资本主义讲效率不讲效益，传统社会主义讲效益不讲效率，转型、改革是二者的扬弃，使二者各自扬长避短，从而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把效率说成是实证的、科学的，把公平说成是规范的、理想的、人道的，是荒谬的。西方经济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中国前主流经济学家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二者都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既无公平，又无效率。前者过分强调自由而否认了政府的作用，后者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否认了自由的功能，二者都把自由和政府对立起来，因而也都不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与效益的对称，是人类一般经济规律与本质的反映，是人类一般经济学的主体性、价值性、科学性的统一。
道在道中 规范本身是实证的
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同自然科学的实证性是等价的，当然，不是同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线性科学等价，而是同量子力学、相对论、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等非线性科学等价。
用合理的方法认识世界
真是真理，善是合理；合理就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科学性和主体性的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合理的哲学，是真善美对称的哲学。合理的经济学，是真善美对称的经济学。经济学是审美的，就应该是规范的，就应该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在特定层次，合理与真理是统一的，符合论与实用论是统一的。之所以出现合理与真理的背离，是由于混淆了不同层次的真理。合理与真理的统一是具体的，是一个过程；人们向更高的合理追求的过程也即向更高的真理追求的过程。所谓合理不合法，或“合法不合理”等提法，是割裂了合理与真理、真理的个别和一般、深层和浅层。把一般真理架空成可以离开特殊真理的“抽象真理”；或者承认个别而否认一般，把个别真理看成是不包含一般真理、可以不受一般真理制约的“例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现实上必然搞乱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给不正之风、甚至犯罪活动以可乘之机。
意义和价值
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表现在意义和价值的对称。
经济学真理的意义：1、本身的意义：科学本质；2、社会意义——社会价值——社会功用——能满足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需要，即科学价值。第一点是第二点的灵魂、基础。也可以说：科学真理的意义是科学本质，科学本质的意义是科学价值，是一种意义递进关系。科学本质是科学真理的内容，科学价值是科学本质的属性。第一点是直接的意义。第二点是间接的意义，是意义的意义。
经济学真理的意义：科学本质和科学价值。科学本质是凝缩在概念之中的概念之间的联系；科学价值是人类价值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最主要的精神价值。科学理论的合理性表现在意义和价值的对称。
事实——“应该怎么样”
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所以，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两层意义：一是合理的解释，一是正确的引导。
合理的解释：实证性的内容由规范性决定；正确的引导：实证性的标准由规范性确定。
在社会经济领域，“是什么”是由“为什么”、“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组成的，离开了为什么、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经济社会将什么都不是。因为经济社会本来是由人的自觉活动组成的，事实、逻辑与价值不可分割，这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的本质区别。若离开“为什么”、“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来研究“是什么”，就像一个人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
经济学符合逻辑、符合事实、符合需要是对称的。
社会规律，由必要性和可能性组成。因此，作为一种实现的必然性，本身不是现实，只是现实形成的过程。对这种过程的反映，必然包括预见；科学预见是建构科学真理的必然环节之一。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方面追求经济学的实证性，另一方面却将未经证明的前提作为既成事实进行推导和予测，认为只要推导和予测正确，就可达到实证的目的。这种推导，除了形式上的精美，既无实证性，又无规范性。在对称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规范性决定实证性，也决定其予测能力——予测能力不过是实证性的环节。问题的关键，是这里的予测要靠操作性——靠人的实际活动来实现。实证性是一个系统，规范性、予测性与操作性都是其中的环节，予测性是规范性向操作性转化的中介环节。以某一单个环节作为经济学实证性的标准，是盲人摸象，以偏概全。
实证性作为动态的系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圆圈，其起点和终点都是实证，区别在于：起点是反映性实证，终点是操作性实证。而规范性和预见性都是其中的过渡环节。所以，实证性的标准有事实标准、逻辑标准、价值标准。
经济学是复杂性科学；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同自然科学的纯实证性是等价的；当然，不是同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线性科学等价，而是同量子力学、相对论、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等非线性科学等价。如果把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对立起来，那么就等于在实证性的名义下，使自然科学倒退到牛顿力学水平。
长缨在手 用规范的方法把握世界
控制经济学通过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实现规范经济学对实证经济学的整合，实现用规范的方法把握世界。
造成西方经济学中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对立的根源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脱节。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本来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控制经济学看来，计划以及通过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舆论来实现计划，是优化配置资源、并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必要途径。控制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的整体框架，也为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控制经济学意味着宏观经济对微观经济的控制、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提升。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根据控制经济学原理，信息时代法制也必须与时俱进，更及时充分地利用信息手段来对经济进行控制，例如，电子邮件也应采用实名制，并规范已发送邮件的加密管理，这样既可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比如债权人的诉讼时效、投稿者的知识产权认定等），又可以约束当事人的行为，避免和打击黄赌毒暴在网上传播。
控制经济学通过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实现规范经济学对实证经济学的整合，实现用规范的方法把握世界。
控制不等于强制；通过“控制”实现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规范经济与实证经济的整合和统一，更多的是通过政府的引导。西方经济学“时间一致性”理论说明，政府也是经济主体；要使宏观调控手段取得预期成效，政府诚信很重要。政策多变、贯彻不力都会使其失去信用而影响宏观调控的力度，甚至事与愿违。因此政府宏观调控有两个层面：法制层面与政策层面；前者制约后者，后者从属前者。所谓“控制”，就是用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对策论框架来代替博弈论框架；利用现代信息手段与民主决策，把政府决策透明化，成为与公众预期之间的双向互动，最后达到双赢。政府诚信，决策民主，与公众建立互信，言必信、行必果，是“控制”的关键。如果采取愚民政策，那就必然出现时间不一致，使公众预期成了不可控因素。时间是否一致，理性预期能否得到积极引导，政府诚信是关键。只有诚信的政府，才是与公众理性预期对称的决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才不会陷入信息不对称的“囚徒困境”。
其实西方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告诉我们，发展不同于线性增长，它不但不是片面的，而且不是直线的。经济波动，显示出一定的周期，恰恰是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本质特征。这和由于“泡沫”造成的“经济周期”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一定要区分两种“周期”：真实的与虚假的。前者是由发展（如技术进步等）引起；后者则是由于投机等引起。需要调控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从信息经济学上升到控制经济学，根源于他们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脱节，同时也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作祟。要理解控制经济学，就必须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才有可能；而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似乎钻牛角尖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拿手好戏，要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社会经济系统统一起来研究，恐怕有点力不从心。同时，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控制”经济，好像会为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留下空间，为他们所围剿的“社会主义”留下突破口。因此，他们只会在信息不对称上做文章，至于怎样使信息不对称走向对称，只能束手无策，茫然不知所措。这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只能落伍。因为在信息时代，通过控制完全可以实现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性。
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只有实证意义没有规范意义；而缺乏规范意义的经济学，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不可操作。只有再生经济学才是规范经济学，而规范意味着对称而非意味着均衡；西方经济学“菲利普斯曲线”、“IS-LM模型”、“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等一般均衡模型虽有对现实的经济关系进行抽象的正确因素，但由于在该模型中不仅价格是刚性的，而且所有的比例关系（包括生产内部、生产与消费、消费关系、交换关系）都是刚性的，这不但不能解释诸如通货膨胀等偶然因素的变化，而且不能解释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储蓄和投资、需求与供给（包括货币需求与供给）、价值与价格、产品价格与成本价格、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相互关系的必然性变化。这种静态的、消极的“一般均衡”的数字模型，只有“经济学橱窗”意义，没有实际可操作性。如果说，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是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进行权衡，只能用高通货膨胀来换取高就业，则是对政策的误导，并在实践中造成严重恶果。“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所谓人的“理性预期”，而是增长方式转变；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做到低通胀与高就业并存，也正在于新的历史时期，市场经济主体化的发展，要求政府宏观调控本身是新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环节。
在这里，要区别“调控”与“干预”这两个概念。“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本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二者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真理。
为了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转变成“昙花一现”的“干预”，把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制度化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制度化的凝固作用，才会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稳定的行为方式；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市场经济的稳定环节，才能对人的理性预期产生积极的导向，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导向。控制经济学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规范经济学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必须用规范的方法把握经济世界。
对称经济学的方法不是各种方法交替使用、或各有则重点，而是把它们统一在对称逻辑中，运用对称逻辑的方法，使各种方法综合使用。对称逻辑是一元化方法与多元化方法的统一。就对称逻辑本身来讲，是一元化方法；就对称逻辑是各种逻辑方法的对称统一来讲，又是多元化的方法。只有对称逻辑，才能够使经济学的思想和现实相对称。对称逻辑的产生与发展，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合乎逻辑的自然历史过程。让我们一起培植，使之由萌芽成长为参天大树。这是消除“主流经济学”内在矛盾的需要，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是逻辑学科本身建设的需要，也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