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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时，张作霖给李经述介绍了自己的过去：他的祖籍是河北大成县，祖上迁居到东北，父亲叫张有财整天赌博胡混，十三岁那年，父亲因欠人家赌债。被仇家债主害死，没钱念书。但张作霖碰到一位教私塾的好心老先生杨景镇。那天，老夫子看到年幼的张作霖趴在窗台偷听他讲课，出来一问，才知道他因为家穷没钱念书，老先生很喜欢张作霖这样勤勉的小孩，便问张作霖：“你想不想读书？”张作霖点点头。回答说：“我想读书识字，不想被别人笑话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杨景镇很感动，让他免费上学，还赠给张作霖纸笔。张作霖在这私塾读了三个月的书。
李经述对历史上张作霖的早期经历不太熟悉，隐约记得教科书上讲他是典型“反动军阀”、还和日本人有“瓜葛”，并被日本人炸死。而且在历史教科书中，东北民国以前的历史，讲的只是奉系军阀压榨百姓，伪满洲国奴役东北人民。但李经述曾经翻阅过一本历史资料，查到20年代末东北工业化水平已超过长江流域，张氏父子的新政使东北民族工商业很发达，不仅有钢铁、煤炭等重工业，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等轻工业也很发达，哈尔滨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而且哈尔滨繁华堪比上海滩，在民国哈尔滨是亚洲第二大国际都市，34家外资银行在哈尔滨开设分支机构，与巴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直接业务往来，而且东北大学是民国时期国内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只是后来苏联把东北工厂、矿山、电站等物资用火车日夜不停拆运回国，连长春市政府的办公家具都没放过，东北才被掏空。所以李经述觉得，客观评价，张作霖应该算一个人才，便让张作霖详细介绍他自己。
张作霖看起来很老实，对李经述说自己从小跟着浪荡的父亲进出赌场，也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十赌九输”，他的母亲劝他去学点木匠手艺，自己吃不了这个苦，于是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到了营口高坎镇，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的人家牛马等牲口病了，他就上山弄点草药给治治，有些牛马还真就被治好了，于是他慢慢就成了兽医，干脆就开了一个兽医桩，以此为生。
李经述听了点点头，问：“这么说来，你对东北底层人民的生活很熟悉？”
张作霖拍着胸脯说：“那当然，东北那旮旯，俺是太熟了。”张作霖便讲了后面的故事：长大后，张作霖当了兵，他会骑马，在清军的骑兵队伍中脱颖而出，很快当上了哨长。但很快日本人来了，满清军队作鸟兽散，张作霖逃回辽西，凭着曾经当骑兵哨长的资历，得了地主赵占元的青睐，娶了他的女儿赵春桂，她给张作霖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张作霖想他的儿子不要学他赌博，给儿子取名“学良”！
李经述笑道：“你儿子就叫张学良？今年几岁了？”
张作霖憨厚地一笑，道：“大总统说笑了，俺老张家的大宝贝疙瘩，不叫张学良还能叫李学良？他刚出生，乳牙还没长齐呢。”
李经述一听，心想，看来是自己的到来，改变了历史上太多事，便问张作霖怎么到的中国士官学校。
张作霖回答道：“清末的东北一片混乱，各级官员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百姓生活痛苦不堪，亡命之徒啸聚山林、打家劫舍，胡子成了一方公害。我因岳父赵占元的帮助，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联防团，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这地区土匪的骚扰得到遏制，要求加入保护的村子慢慢地多起来，我管辖的村子达到二十多个，差不多一个县，后来徐世昌主席剿匪，我投军立了功，被保送到军官学校。”
不知不觉，两人已经聊了很长时间，李经述接下来还要会见袁世凯，便随手掏出一块金色的瑞士怀表来看时间。张作霖看到这块金色的怀表，伸长脖子左瞧右瞧，李经述笑了笑，当场就将怀表送给了张作霖，张作霖表现出喜从天降、一副不相信自己眼睛的样子，竟然又跪下来谢恩。
李经述感觉这人还不错，老实本分，也能吃苦耐劳，便把张作霖派往远东当卧底，问道：“重回东北当胡子，你可乐意？”
张作霖回答道：“没有什么乐意不乐意，总统你让俺干什么俺就干什么！”
训政时期，徐世昌在兵权和政权之间二选一，选择了当东北三省主席，主持新政，修筑大连至盛京哈尔滨一线的铁路，这条铁路的修筑，对东北三省地区很重要，不仅仅拉动了东北的经济，如果东北边境靠俄国的一线出现问题，中国的军队可以迅速由铁路到达。唐绍仪在李经述的授意下，修筑汉城至盛京一线的铁路的建议，让东北到朝鲜的铁路也修建了起来。
铁路开通，国内外资本涌入，东北广袤无垠的黑土地，成了全国移民的新乐土，河南、山东等各省闯关东的人不计其数。到十九世纪末，长春的大豆种植面积占到了耕地的20%。东北的大豆不仅供国内，还卖往欧洲、南洋，“其声誉几超丝茶”。原先对铁路根本不感兴趣的内地各省官员，看到东北富裕起来后，变得积极起来，以各种方式集资修筑铁路，在李经述和詹天佑等人的大力支持下，除西藏，新疆等偏远省份以外，其余各省都修通了主要城市的铁路，长的短的都有，沿海各省连接在一起，内地各省加上水路运河网络和公路的补充，基本“联成一气”，东北的贸易更加发达，有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都成了共和国的经济发达城市。
但是，由于徐世昌的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到1900年，东北的“胡子”又死灰复燃，其中还有很多日本浪人和俄罗斯老毛子，不少是流亡的革命者，东北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剿匪”人选，李经述第一时间便想到了张作霖，他对东北的情况很熟悉，又有过跟各种匪徒打交道的经验，是个合适人选。
于是，李经述便任命张作霖为东北剿匪团的团长，给他两千新军，让他去东北剿匪去了，但是，并不是以军队的名义去剿匪，而是让张作霖去东北当“卧底”，剿匪的同时，跟俄国的革命者联系，搞乱俄国，为接下来的中俄战争做好准备。
李经述对张作霖说：“接下来，我会找一个借口，将你赶出总统府，你会觉得自己委屈吗？”
张作霖说：“俺本来就是土匪出身，哪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俺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为国效力，万死不辞！”
李经述点点头，问道：“这次去东北剿匪，任务艰巨，基本上以后你就在刀尖上生活了，可能短则三五年，长则十来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张作霖回答说：“俺没有什么要求。只是那宝贝疙瘩放心不下，还在吃奶呢，要是俺不能活着回来，就拜托大总统抚养成人。”
李经述拍了一下张作霖的肩膀，道：“放心吧。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等张学良长大了，我会告诉他，他爹不是个孬种，而是一位为国家捐躯的大英雄！给你平反。”
张作霖很快因“擅离职守”被赶出总统府，临走前一夜，他坐在床头，跟妻子赵春桂告别。但他不能告诉赵春桂自己是回东北老家剿匪，还要打入俄国佬的内部，只说带着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人回奉天“重操旧业”。
赵春桂一听丈夫又要去当土匪，大吃一惊，站起身苦苦相劝：“孩子他爹，你咋这么‘虎’呢？落草并非正道，你既然已经金盆洗手，千万不要再走回头路了。我们不求富贵，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
张作霖知道赵春桂是那种能跟他共患难的那种女人，当初嫁给他，也就算下嫁了。
赵春桂出生于1875年九月初六，只比张作霖小五六个月，赵春桂的父亲赵占元是奉天府黑山县南乡赵家庙村的小地主，其实也是忠厚老诚、勤俭持家的农民，在赵家庙村属中上等家户。赵春桂是家里的次女，贤惠聪明，善于针线女红。少年时即随父兄下田，耕种犁田和秋收割地等繁重苦活，她样样拿得起来，炕上的活计也件件精通。
年轻时的张作霖随母亲王氏逃荒至黑山县二道沟后，帮母亲到附近四里八村去卖包子。东北那地方，赌博这事挺常见。有一天下雨，回来路上，张作霖偶遇赵家庙几位妇女在玩纸牌，其中便有赵春桂。赵姑娘玩小牌时输了，站在一旁观看的张作霖看赵氏貌美，过去“指导”，帮她赢回了钱，赵姑娘发现张作霖原来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小伙子年轻时也是一位“帅哥”。两人一见钟情。张作霖升任哨长后回二道沟去向赵家提亲，那年赵春桂已21岁，在当时的乡村，已是大龄待嫁之女。尽管张作霖无家无业。老爸的名声也不好，心里就有了张作霖。等了他三年。
婚后张作霖对通晓情理、善于治家的赵春桂恩爱有加，他尤其感恩于赵氏的是，在他地位低下、无人肯嫁的时候愿与他为伴，对赵春桂言听计从。但这一次。张作霖决定自己作主，他要跟命运豪赌一把，赵春桂万万没想到自己看中的张作霖，居然会再次成为人所不齿的胡匪，夫妻二人第一次发生了口角。
赵春桂哭着说：“孩儿他爹，你忘了你为什么给学良起这名字吗？你忘了他这孩子是怎么出生的了吗？”
张作霖内心很纠结，他想起了一幕幕往事。当年他组织“保安队”，深得民心，沙俄强盗花重金收买了惯匪金寿山，在除夕之夜血洗张作霖“保安队”。幸好张作霖手下有汤玉麟、孙烈臣等一批出生入死的弟兄，拼死掩护当时已怀孕的赵氏及长女张首芳杀开一条血路，逃出了重围，赵春桂因为临产在即，被张作霖等人安置在台安县桑树林子乡的张家窝堡，先住在赵春桂堂侄赵明德家中，后又不时在“胡匪”的追击下四处躲藏，在逃难的马车上产下一子，即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张学良。由于马车一路颠簸，赵春桂差一点难产而死。想到这，张作霖面色不佳，狠了狠心，从怀里掏出三百银元，扔给赵春桂，让她好好抚养几个孩子长大成人。
“恩那。”赵春桂点点头，檫干眼泪，收好沉甸甸的银元，知道此时已经说服不了丈夫，便问张作霖：“你啥时候走？啥时候回来？”
张作霖说，“少则三五年，也有可能十来年。”
赵春桂听了这话，沉默不语，过了一炷香的时间，她把张作霖一把按在炕上，压在身下，开始脱衣服，两人钻进被窝里，不知道此去一别，什么时候才能再团聚，都恨不得吃了对方。
赵春桂以前操劳家务，还干过农活，力气不小，张作霖很快气喘吁吁，赵春桂两颊绯红，娇喘道：“孩子他爹，你答应我一件事。”
张作霖两眼迷糊糊望着她上身白晃晃的两座山峰，踹着粗气问：“啥事？”
赵春桂在张作霖的肩头狠狠咬了一口，留下深红的牙印，斩钉截铁地说：“你不许在外面找野女人！”
张作霖的肩膀顿时火辣辣的，疼得差点叫出声来，道：“夫人放心，我张作霖对天发誓，绝不会背着你碰别的女人！”
后来，张作霖和赵春桂那晚又要了三次，直到旁边熟睡的张学良哇哇哭起来，两人才分开。张学良此时的哭声，似乎也为赵春桂以后悲剧的命运留下伏笔。以至于数十年后忆起母亲，张学良总是含泪对人诉说：“其实我的母亲，没有享过一天福。如果我爹当时没有那样的社会地位，相信他和我妈是绝不会决裂的。他们的关系就是只能患难而不能同甘的那种，所以我说有权势的人家不一定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