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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共守江夏时赵熹先行撤退，没有等待顶在前线的越骑将军刘宏，刘宏对赵熹十分不满，两人之间有了嫌隙。
赵熹在大江南岸的下雉防守，夹江筑起工事，设置伏弩，阻拦伏波大将军马援船队继续东进。
下雉是春秋时伍子胥所建，原本的作用就是加固吴楚边界的江防，伍子胥的选址十分精当，下雉城处在山河之间，地势险要，是大江的嗓子眼，极为易守难攻。
赵熹在下雉固守，岸上伏以强弩，船只巡行水面，水陆结合，将伏波大将军马援的船队死死堵在长江上游，使其不能顺江东进。
大江以北是高峻的大别山，但是山河之间还有空隙，江边有陆路的通道可以行军，马援便派材官将军张允率军从陆路进兵，击破了赵熹设置的陆路防线，冲出山河之间的狭窄地带，占领了寻阳城。
张允攻略庐江郡，围攻郡治舒县，此时赵熹与马援激战正酣，抽不出人马救援，便给驻守合肥的刘宏写信，请其派兵南下，救援舒县。
刘宏当着使者的面，将赵熹的信撕得粉碎，向使者道：“回去问问赵熹，他一个人率军撤走，将我孤军丢在沙羡的时候，可曾想到会有今天？”
刘宏不仅不派援兵，反而大骂赵熹，将使者赶了回去。
赵熹听了，说道：“我弃沙羡回兵下雉是为公，不如此则庐江不能守，彼弃舒县不救是为私，刘宏以私怨而误国事，罪莫大焉，我将上书请大司马裁断。”
不得不说吴汉这个人事安排有问题，两个相邻战区的守将有嫌隙，不能统一行动，关键时候可是要命的。
赵熹的书信到寿春时，吴汉刚刚出征讨伐邓奉，没多久便败亡了。吴汉的副手武威将军刘尚接过了吴汉的权柄，率领寿春的十万大军，总督南方战事。
但是刘尚在军中的威望和吴汉不能相比，无法行使威权。他既不想得罪刘宏，也不想得罪赵熹，只是居中和稀泥，这件事就算是不了了之。
可是舒县的救援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
此时庐江的局势已急转直下，张允一边围困舒县，一边分兵攻略庐江各县。此时豫章太守周生丰率军北上，与赵熹合兵，两人据住下雉和柴桑。
赵熹请周生丰守下雉，他亲自率军从松兹、宛一路进兵至居巢。
居巢离舒县已不足百里，赵熹自此率军北上，欲救舒县，行军至半路便得到消息，舒县已被攻陷，无法再救了，赵熹立即撤军退保居巢。
庐江郡治舒县陷落，大半个庐江郡落于敌手，赵熹只能保有南部数城与整个豫章郡，形势很是危险。但他宁可丢了庐江，却依然死守下雉不放，因为若不是他在这儿卡住了大江航道，马援船队早已顺江而下，那样的话恐怕就不用打了，船队走到哪儿哪儿就归降了，整个扬州都保不住。
赵熹此时孤守在南方一隅，几乎已与朝廷失去了联系，他只能坚守等待转机，期盼着朝廷大军在江汉一带打个胜仗，他便可乘势而起，夹击敌军，翻转局势。
越骑将军刘宏此时吃到了自己酿造的苦果，他放任敌军攻占舒县，占据庐江郡。而当敌军突破庐江防线之后，下一个就要收拾他所在的九江郡。张允率军很快进抵合肥城下，战火烧到刘宏的眼皮子底下了。
原本刘宏屯驻合肥，刘尚镇守寿春，两座淮南重镇遥相响应，邓奉兵力不足，拿这两座城没有什么办法。此时张允挺进合肥，邓奉立即派邓终率精兵八千南下，要与张允共击合肥。
邓奉这是要把两座城分头吃下去了。
合肥是淮南重镇，在寿春东南二百余里。
寿春南过芍陂，沿淝水而下，是大别山余脉构成的低山地带，即江淮丘陵。这条丘陵地带向东延伸四五百里，是大江与淮水之间的分水岭。
在江淮丘陵中部的将军岭附近，有一处狭窄的蜂腰地段，即施水、肥水的分流处。《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六引邑志曰：“肥水旧经城北分二流，一支东南入巢湖，一支西北注于淮。”
这两条河流原不相通，只是在夏水暴涨时才汇合到一起。后经人工开凿疏浚，使肥水与施水、巢湖及濡须水连起来，形成邗沟之外的另一条南北水道，能够贯通江淮。
合肥便位于这条狭窄通道之上，它依托江淮丘陵为道路要冲，是寿春南境的门户。因地势险要，城垒坚固，曾有力保护了寿春地区的安全，被誉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
吴汉派刘宏守合肥时，其实已有了放弃江南退保寿春的打算，他想以合肥作为寿春的屏障。因马援军声势浩大，吴汉做了最坏的准备，但依旧还抱有一丝反攻的希望。
吴汉本想亲领大军攻灭邓奉，以合肥为门户拱卫淮南，等他灭邓奉之后，再回兵合肥，如果赵熹到时依旧还在坚持，吴汉大概率还是要回兵江南。
吴汉是有单挑邓奉和马援两个人的雄心的，只不过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没有达到，在一对一对战中被邓奉挑下了马。之后的战略更是不用提了。
此时合肥所起的作用就是将邓奉军与马援军隔断，使其不能连为一体。合肥对于寿春的保护作用依然存在。
此时合肥城中的刘宏有精兵两万，他又紧急征发了上万青壮，加固城防，准备固守。
刘宏登城遥望，见南方敌军兵马并不算多，顶多也就一万多人，多少放下了心，说道：“敌军人少，立足未稳，远来疲惫，我将乘其弊出城击之！”
军中祭酒施为道：“将军，敌军扫荡庐江，士气正盛，乃新锐之师，将军宜暂避其锋，据城固守，磨其锐气，待其久攻不下，再出城奇袭，可一战而破之。”
刘宏道：“你这话很是糊涂，敌军止有万余，后续必定还有大军，此时不攻击，难道要等其兵马会齐，将城池合围吗？”
两个人的判断完全不同，一个说要先避其锋芒，待其士气衰落后再战，一个说趁其还未合围、立足未稳时先打他个下马威。
谁说的对谁说的错这事儿很难判定，只能看实际作战的效果。后世有许多类似的战例，将领战前发表一通预言式的判断，最后被证实完全正确，由此成就了名将之名，其实有时不过是运气好，他恰巧赢了。
刘宏坚持自己的判断，亲率精兵出城，拉开架势，要与张允对战。
张允虽然只有前锋部队一万人，却都是身经百战的羽林精兵，最擅野战。张允正愁着攻城不易，见刘宏居然杀出来了，正合了他的心意。
对于刘宏的兵马数量两倍于已，张允并不在意，只是按部就班，排出阵势，两支人马摆开战场，相对冲锋。
刘宏军在与羽林军接触的时候起便落于下风，完全抵敌不住，步步后退，刘宏此时才明白了什么叫新锐之师，士气正胜。
好在他见机不算慢，及时止损退兵，大军回到城中，闭门自守。这一仗合肥伤亡近千人，但是士气却被打得几乎空格了。
在两百年后，同样是在合肥，同样是大兵压境，不同的是守军七千人，攻方十万人，攻守兵力比例严重失调。
当时曹魏守将张辽说道：“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
趁着敌军还未合围先打他，折他的士气。是不是和刘宏说的一个意思？
可是人家张辽只率八百敢死队出城挑战，面对孙权十万大军直接杀了进去，一边冲还一边大叫着自己的名字，张辽一直冲到孙权的大旗下面，把孙权吓的“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跑到山坡上防守去了。
而东吴的十万大军呢？“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没人敢上前挑战张辽。在此战之后更是“吴人夺气，还修守备。”十万大军被八百敢死队虐得没白没黑地修防御工事，不敢主动进攻了。
在后续的战斗中，孙权要不是胯下的马给力，危急时刻飞渡了消遥津，几乎就要死在合肥城下。孙十万折戟合肥，张八百威震消遥津，从而进化成了能止江东小儿夜啼的神医。
所以刘宏的战术不能说他是不智，重点是在关键的时候要能上得去，一到战场就拉稀，什么高级战术也使不出来了。
就连那个年头的战神刘秀，在昆阳大战时也得亲自披坚执锐，冲锋在前，手刃数十人，才打出一股气势，完成惊天逆袭的。
很多战役的胜败，一看运气，二看你是否豁得出去，所谓得天之幸，在大决战中获胜的，大多是能豁得出去的。
这时候刘宏算是服了，再也不想出去找虐，只想靠着这四面墙耗死城外的大军，因为他这四面城墙还是挺结实的。
几天之后，北方来了邓终的军马，合肥城南北皆有兵马，刘宏要跑也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