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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冬天，卫国卿士孙林夫因害怕受到迫害而叛逃到了晋国。
卫国的孙氏起源于卫武公，是卫国的老牌望族。孙林父是卫武公的五世孙，孙氏与卫侯的恩怨还要追溯到孙良父与卫穆公时期。
孙良父是卫国上卿、三朝元老，他纵横捭阖三十余年，建立了卓着的功勋和巨大的势力。孙良父同时也是个高傲且不能忍受屈辱的人，他在受到齐顷公戏弄后就一直寻找机会报仇，他不停地怂恿卫穆公联晋伐齐；但卫穆公在对齐态度上与孙良父完全相左。
鲁成公二年，齐顷公率军进攻鲁国。孙良父搬出盟书来要挟卫穆公，卫穆公不得已才下令出师救鲁。
但是那次行动虽然挽救了鲁国，却使卫军损失惨重。卫军战败后，孙良父没有回国复命，也没有派人请示卫成公，而是擅自跑到晋国去请师。这个行为在卫人看来属于大不敬，极大地冒犯了君主的权威。从此时开始，卫穆公便对孙良父产生了极大的憎恶之情。
卫穆公想要处罚孙良父，但是他没有来得及采取行动便在当年去世，继任者卫定公考虑到短时期内没有实力与孙良父对抗，只好对着他堆出一副笑容，同时也在慢慢等待时机。
本年夏天，孙良父去世了。卫定公将石稷升为上卿，又任命孙良父的儿子孙林父为下卿。孙林父不但继承了先父的禄位，也继承了他那傲慢偏执的性格；卫定公眼里不揉沙子，结果父辈结下的仇怨和冲突便在后辈之间爆发了。
秋天，卫定公开始对孙氏秋后算账，他暗中指使几个大夫提出一项关于对齐、卫“新筑之战”进行调查的议案，矛头直指孙氏父子（孙林父当时也在军中）。
大夫们提出的议案当天就被通过了，卫定公马上指示司寇署着手调查。孙氏的政敌们见扳倒孙林父的时机到来，立即一哄而上，纷纷对孙氏父子做出的各种侵犯军法的行为予以检举揭发。
卫定公想知道父子俩都干过什么坏事，结果他看着不断报上来的材料不禁感到心惊肉跳。
孙氏安插在卫定公身边的线人则不定时地把宫里的坏消息传出来。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孙林父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沉重。
终于在某一天，报信的人说，卫侯看了最新报告后直接把竹简甩出窗子，并且砸碎了很多瓶瓶罐罐，他还叫嚷着说，他明天就把国家的名字从“卫国”改成“孙国”。
但是，这份把卫成公气得暴跳如雷的报告记述的并非什么新鲜事，而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原来新筑大夫救孙良父有功，卫穆公便打算赏赐给他一块土地，但是大夫没有接受，而是请求允许他用“曲悬”的规格布置自己家中的正厅，并在马的前额装饰特定的饰物。
周礼规定，天子正堂的四壁都可以悬挂乐器，被称为“宫悬”；诸侯只许东西北三面悬挂，被称为“曲悬”；大夫挂两面，士挂一面。
因此新诸大夫的行为就是僭越、就是把自己当成诸侯了。卫穆公考虑到能省一大片土地，于是满足了那个绿豆小官员的虚荣心。
但是不久孙良父又冒出来了，他说小城官员都可设置曲悬，他堂堂上卿因何不可？卫穆公实在找不出理由拒绝他，也只好准许了。
以上事实陈述完毕，揭发者随即开始攻击孙良僭越礼制、有取卫侯而代之的不臣之心；并称孙良父虽死，但是曲悬还摆在孙府，孙林夫并没有恢复原状；所以他也继承了父亲的野心。
孙林父大为恐惧，当晚就化妆成普通人独自逃走了。他逃到晋国，把自己的封邑（戚地）献给晋景公。戚在今河南濮阳北，城市繁华，地大而富；它不独为卫国重地，还是中原要枢。
为解决孙林父叛逃留下的后遗症，卫定公亲自去见晋景公，他把晋国君臣贿赂个遍，然后请求晋人把戚地还给卫国。
晋景公私下对韩厥说：“要不是看在戚的分量上，寡人才懒得收留孙氏呢！把戚还给卫国，要孙氏还有何用？”
韩厥说：“为了一个臣子触怒一个君主，不明；为了一座城市失去一个国家，不智。君侯如果得到卫国人的拥戴，卫国的哪座城市不是晋国的边邑？何必为了戚邑与整个卫国结怨？”
晋景公这才舒展眉头，高高兴兴地把土地还给卫国。
鲁成公八年（BC583）春，栾书在晋国的一次御前会议上说：“前年我军救郑之时，蔡人竟敢与我为敌。针对蔡人的敌对行为，不可不进行报复。”
大夫们都举手赞成，晋景公便命栾书侵蔡。栾书率领中军攻陷了蔡国的两个边邑，然后转而侵楚。这是楚国本土第一次遭受晋军入侵，晋人在行动中俘获了楚国的一位大夫。
郑军也参加了本次军事行动。军队在途经许国郊外时，指挥官公子騑意外发现许国那个老冤家竟没对自己做出任何防备。
公子騑说：“哎！许人眼中根本没有咱们那！我们得帮许人治治眼睛！”
军士们听道这句话，顿时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和轻视。郑人火冒三丈，乱哄哄地冲到城下。许人大吃一惊，手忙脚乱地关闭城门，却把无数国人关在门外；这些不走运的人便成了许人懒散大意的牺牲品。
关于晋景公强迫鲁国将汾阳之地割让给齐国的事，前面已经写过，在此不做赘述。晋人的这个行为在华夏联盟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剧烈的政治地震。
诸侯们认为，但凡一个心智正常的君主都不会做出如此愚蠢丢人的决定，更何况是拥有六军十二卿士的华夏盟主。
“是晋侯昏聩了？是晋国变弱了？还是华夏要变天了？”诸如此类的猜想在诸侯间被不断议论着。但是消息灵通人士都认为是晋景公变得老而昏聩了。
栾书虽然贵为上卿，可是晋景公更愿意征求三郤的意见，原因是他们的话“甚合上意”，他们的行为“皆为利君”。三郤把晋景公摆弄得舒舒服服，栾书虽然贵为上卿，三郤却通过控制君主的思想控制了朝政。